「我不是小題大作！」職場性騷擾背後，那些社工默默接住的痛

勵馨基金會長期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工作，在服務第一線，勵馨社工們日復一日接住一位位求助者。本文由勵馨南區與中區兩位實務工作者分享他們在服務現場的觀察與挑戰。

2024年，台中、台南勵馨接獲102件性騷擾諮詢，其中職場性騷擾28案，占比約3成。常見樣態包括：趁機親吻、言語羞辱、肢體觸碰、性別歧視等。在這些案件中，社工常觀察到：「被害人因職場文化、權力結構與社會期待，難以開口求助。」

職場性騷擾不是小題大作

一位任職診所前台的女護理師遭病患摸臀，雖立即反應並報案，卻被親友勸退：「如果你沒有證據，小心被告誣告。」主管輕描淡寫的態度與親友的焦慮提醒讓他倍感壓力，最後以離職告終。另一位實習老師，面對前輩的性騷擾選擇忍耐，他擔心教育圈人際關係緊密，一旦選擇申訴，很容易被貼上「愛找麻煩」的標籤，影響後續就業機會。

在多數案例中，申訴後的處理結果也不盡理想：一位員工遭主管性騷擾，先選擇留職停薪，復職後卻被調離原職位，而行為人未受任何懲處。還有雇主未依規調查或僅輕微處分行為人，甚至讓申訴人離職，而行為人繼續任職。一些企業即便遭到勞工局開罰，也未必痛癢，這讓許多案主在諮詢時情緒難以平復，強調：「我真的不是小題大作！」

職場文化壓力讓創傷難以言說

無論是教育、醫療或科技產業，當職場文化中的性平意識不足，往往容易輕忽性騷擾案件的創傷。社工觀察：「一些公司想處理問題，但方式錯誤，例如不與當事人溝通就調職，反讓當事人二度受傷。」

而在鼓勵陽剛氣質的職場中，性騷擾更容易被合理化或開玩笑帶過。當申訴者是女性，容易被認為「你太敏感！」，若申訴者是男性，則常遭質疑、矮化，進而被迫噤聲。

如果求助者在過往已有創傷經驗（如家暴、霸凌、性侵等），遭遇職場性騷擾可能激發更強烈的創傷反應。但現行諮詢與申訴機制並未納入這些複雜背景考量，導致當事人難以獲得足夠支持。

一線服務的艱難：夾縫中的同理與專業

「社工不是檢察官，也不是律師，但我們卻經常被期待幫案主討回公道。」一線社工這麼說。

比起其他性別暴力案件，我們發現，職場性騷擾案的服務對象往往更「主動」，懷著強烈信念求助，然而，當案件因證據不足未達成案標準，或處理方式與期待落差較大時，負面情緒就容易投射到社工身上。

另一個挑戰是「合併多重創傷」的案件愈來愈多。「有些案主其實是長期的創傷累積，這次的性騷擾只是引爆點。社工若沒有足夠的創傷知能或其他社政網絡支援，很難處理這麼複雜的議題。」

此外，現行系統工具也難以支撐實務需求。例如「性騷擾案件管理系統」缺乏完整的案件紀錄與整合功能，導致同一個案若再次求助，社工無法從系統中了解前情背景。

制度之外，誰能接住受傷的人？

社工觀察，性騷擾受害者之所以願意求助，是因為相信有人會理解他們的處境。如果制度、資源、陪伴者都無法接住，他們很可能就此選擇沉默。

因此，支持系統不只是資源供給，也需要回到「關係」與「文化」上，無論在企業制度、教育訓練，還是社工陪伴過程中，都應強化「創傷知情」與「性別敏感度」，才能讓受害者不再孤軍奮戰，讓社工們能安心專業地接住每一段艱難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