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還沒陣亡？」性創傷心理師的地獄打怪之旅—蒲公英30週年茶會小記

「我今天有6位個案會談，其中3人曾遭受性創傷，但他們中沒有任何一人，來治療的初衷是為了處理性創傷。」在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成立30週年茶會現場，勵馨督導、心理師金融提醒，性暴力離我們每個人並不遙遠，性創傷經驗往往隱而不顯，卻比想像中更普遍。

勵馨基金會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不僅是國內第一個專為性侵害倖存者提供心理諮商服務的機構，更是培育性創傷專業工作者的搖籃。在台灣社會還不知「性創傷」為何的30年前，勵馨即踏上概念引進、人才訓練之路。30年來，蒲公英累計服務案量超過10萬人次，僅2023年就提供了4,462人次諮商，相當於每2小時接住一位倖存者。

心理諮商的治療範圍相當廣泛，但提到性創傷諮商，心理師們不約而同說出一個隱喻——「地獄」。

一位心理師打趣道，他面試時督導曾說「歡迎你來到地獄」，原以為是玩笑，不久驚覺現實更嚴峻：性創案主飽受社會適應、自我價值、身心反應困擾。在茶會現場現身分享蒲公英服務的倖存者們，言語間仍幾度哽咽：「當時我反復陷入憤怒、自責、低落，就像被一個黑暗的漩渦吞噬」、「我每週發作一次，沒辦法再承受了」、「一開始我就有身心崩潰的狀況」。

蒲公英督導施如珍心理師也說，從事性創傷工作就好像去到地獄一樣，心理師必須有下地獄的決心，「我們熟知地獄的道路哪裡有石頭、有關卡，我們要成為帶領案主離開地獄的嚮導。」

從「不知道、沒聽過」到摸爬滾打「找活路」

冬青心理治療所所長金融回顧早年去勵馨面試的場景，被問及「性侵害的個案要如何諮商？」，當時碩士畢業的金融第一個念頭竟是：「性侵害個案是什麼？」金融受臨床心理師訓練養成，一時對性侵個案也毫無頭緒。

在沒有「性創傷」概念的年代，大家都從「不知道、沒聽過」開始做起，很快又發現，處理「創傷」和處理「性創傷」，難度天差地別！

如果說跟著心理師一同攀爬打怪的性創個案，已如金字塔頂端般少數，若是遇到家內性暴力受害，更是塔頂尖尖，「你都不一定能到達塔頂，就算努力到達，那裡也是高處不勝寒，個案很孤寂，你也很孤寂，兩個孤寂的人在塔頂相遇」。

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黃雅羚也有類似經歷，20年前，她在實習中遇到性侵個案，整個機構無人可指導，只好起身台北「找活路」。黃雅羚從自身工作經驗出發，分享對台灣性創傷服務的觀察，她提醒，舉發性侵後隨之啟動的司法流程，讓性侵害治療的過程增添不少變數。

2010年白玫瑰運動後，涉及兒童的性侵害審判，都需要有兒童心理專家全程陪同，這讓黃雅羚的出庭機會急速增加。然而，當過往的治療的記錄在法庭上公之於眾，作為心理師的她，不得不完整陳述案主的所有經歷，「性侵是很複雜的，一旦進入司法攻防，過程中受害人的相關資訊，都有被他人用作重新攻擊他的可能。有些事情我在法庭上不想講，去被告知『你們無法拒絕證言權！』」

受害者的故事在沒有經過他許可的狀態下赤裸公佈，無疑是在傷口上撒鹽。好在2023年12月〈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第182條增訂了心理師的「拒絕證言權」，讓心理師的兩難處境得以減緩。

關關難過關關過，面對目前司法審理中仍充斥著對於性侵事件的刻板印象，黃雅羚期許未來能夠開放更多相關案件判決，「我們就是打開真相，再回頭面對，沒有要責怪任何人。」

在「不想接案」或「沒靈魂接案」中繼續求生

陪伴性創傷個案事件長、壓力大，身心失衡的心理師，難免冒出離職的想法。如何能倖存下來？

金融指出，「你必須有很強大的意志力，當然你也必須要心理健康！」尤其心理強韌度至關重要，有沒有足夠的動機？除了金錢報酬外，還有沒有別的東西支持你前進？

「地獄就在你的諮商室」，金融直言，心理師要想辦法和個案一起奮鬥，「光有技巧救不了你，你要重新回頭學習聽懂個案說什麼，你要在見到地獄現場感到害怕的當下，有足夠勇氣不把個案丟下！」

金融苦笑到，甚至有時心理師察覺「個案變得有點奇怪，有點猙獰」的時候，依然還要陪著她，這都仰賴足夠強烈的信念和希望。

在關係中受傷，在關係中療癒

黃雅羚回想在勵馨帶團體諮商時遇到的少女，她們的故事如人間煉獄：被性侵、被安置、被遺棄，同時被責怪。

在一些家內亂倫事件中，黃雅羚發現，有非常微妙的動力在家庭成員彼此之間流動，若只單獨保護孩子，孩子眼見家庭分裂，只會愧疚自己是罪魁禍首，又因家庭再也回不去而心碎。黃雅羚想，有沒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服務家內亂倫的孩子？

這樣的經歷讓黃雅羚走上學習家族治療的道路，她與一群關注兒少處遇的心理師共同努力，從接住受害少女，一步步發展到去接住他們的母親、他們的相對人。

黃雅羚相信，在關係中的受的傷，也需要在關係中療癒。

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諮商心理師洪素珍也表示，倖存者常傾訴「我好像活在另一個星球」，她認為治療的核心是要讓個案感覺到「我是有靈魂的人」，能再度感覺到「我是活在這個星球上的」。洪素珍說，一路走來蒲公英做了很多跨時代的事情，在蒲公英，不只有個別諮商，還有團體諮商或光腳的愛麗絲劇團，這都是可以打破孤立的重要存在。

諮商室裡的轉變：當理解與陪伴成為復元的力量

30年過去，勵馨基於實務經驗陸續提出「重要他人」、「內在小孩」、「社區安全」等概念，也出版國內第一套兒童保護教材，並逐漸破除了台灣社會對性別暴力的迷思、對性暴力受害者的偏見與不解。然而，被接住的受害者，從此生活就能一帆風順了嗎？性創傷諮商的下一步又該往哪裡走？

回想當初如何踏入諮商的神秘小房間，W小姐回憶，當初自己情緒問題非常嚴重，不斷落入憤怒、自責、情緒低落的漩渦，實在無法獨自承受。諮商師像引路人般陪著她去理解自己的情緒、去認識「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會痛苦？」，帶著她談談不一樣選擇的可能性，「這讓我相信我不是只能停在原地，我也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F小姐則說，每週固定會談帶來的穩定陪伴和安心感，在她過去的生命經驗中是是非常少見的，不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會有人陪伴，這份小小的信任成為支撐她前行的信念。F說，過去受傷的生命經驗讓她難以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她因此曾不自覺把選擇權讓渡他人，透過諮商，「我覺得我可以重新肯定自己，重新開始做選擇」，這是她最大的收穫。

回首來時路，不只和創傷共處 更要開啟更多可能

如今台灣社會環境已和30年前大不相同，性創傷服務的挑戰卻從未停止。黃雅羚也說，支持性創復原中心從勵馨開始，但只靠勵馨是遠遠不夠的。金融則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供需失衡」。

金融當天有6位個案會談，其中3人有性創傷經驗，但他們沒有任何一人，來治療的初衷是為了處理性創傷。也就是說，性創傷比我們想像中更普遍存在，性創傷諮商有更多的需求，只是年輕的孩子或者口袋不夠深的大人，他們有機會接觸服務嗎？

在充滿挑戰的當下，蒲公英的心理師們仍盡心竭力為個案奔走。北區顧問呂嘉惠心理師說，創傷者值得的不只是生活重建，勵馨諮商專業帶給案主的也不只是和創傷共處。從2019年起，呂嘉惠與一眾心理師致力於萃取出個案服務經驗，期許期許蒲公英超過30年的寶貴經驗經驗能夠落地，建構出本土治療的新模式。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也由衷期許，勵馨不僅要為服務個案、更要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可能性。王玥好說，早年勵馨就像三合一咖啡包，負責個案諮商的夥伴，也得兼負入校園宣導。如今勵馨組織擴展、專業分工更精細，終於有能力萃取出服務對象背後紛繁複雜的社會、文化議題。

30年來，勵馨不僅陪伴無數受創者走向復元，也見證了台灣社會對性別暴力議題的認識逐步深化。然而，性創傷的復元之路仍然漫長，社會對於性創傷諮商需求與資源不足之間的落差，仍待更多努力填補。

未來，勵馨將持續深化專業服務，並透過社會倡議，讓性創傷不再只是個案的課題，而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唯有如此，真正的支持系統才能落地，讓每一位當事人都能擁有重新開展人生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