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朝我吆喝:『把身上的衣服都脫掉!貼身衣物都脫掉!我們要搜身!』我身上沒有任何攻擊武器,更沒有觸犯毒品相關罪行。她們侮辱我,以剝奪我的人權為樂。」蒙面女子字句說地艱難。這一刻,香港的平等與人身自由彷彿成了大英帝國舶來的贗品。
衝突中的性暴力,意指在國家動盪或戰爭時期,對婦女、男子、女孩或男孩實施強制性侵、性奴役、強迫賣淫、懷孕,或者強迫絕育等任何形式的性暴力。根據聯合國最新報告,2018年全球至少有19個國家受到衝突中性暴力的威脅,施暴者通常與實行恐怖主義的國家政府,或是與非政府武裝份子有關;受害者往往是政治、種族或宗教的少數群體。
「我因為上街頭抗議而被捕。」女子被帶進一間簡陋的羈留室內,其中三面是石牆,而剩下一面是面向走廊的鐵欄杆。「所有男女警察都可以在走廊上隨意走動,只要從旁邊經過就能看見搜身的過程。」Amy(化名)雖不願意,卻得再次回憶脫衣搜身的場景,她忍受羞辱與不適感,順從女警所有的不合理的指令,只希望一切能盡快結束。「搜完身後,女警並沒有把衣物還給我,而是要我起立蹲下三次,還說我做地不夠好,要我重新再做一次。」過程中,女警情緒失控,「她不斷罵我曱甴(粵語,指蟑螂),不但令我感到侮辱,更感覺沒被當作人看待。」另一名女警則站在外頭注視著赤裸的她。
這並不是單一事件。自8月下旬至9月底,香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ACSVAW)調查67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性暴力受害者,11 人遭到至少 5 次性暴力,當中 3 人曾「在受到威脅或恐嚇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非法性交」,另有 16 人遭遇「威嚇或企圖進行性侵」。施暴者身分以「警方和執法人員」最多,其次為「政府與建制派的支持者」。
「警方使用性暴力,並非只是讓受害者感到羞愧,而是羞辱整個社會。是想讓示威者和大眾明白,反對者會有什麼後果。」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點出,抗爭中性暴力最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鎮壓和控制,做為恐嚇、懲罰與政府對立的一方,更限制女性作為公民,平等地參與政治的權利,究其根本仍源於性別的不平等。
性暴力不僅成為恐怖統治的一種策略,更是煽動社會動盪的激進手段。
「我生活在戰區。在那裡強暴是最普遍的大規模武器,在那裡身為女性是原罪,必須感到羞愧,而我們的身體時刻成為戰場。所有摧毀女性的行為都是被允許的,因為當他們摧毀陰道、攻擊女性,等同於摧毀生命的來源、摧毀社區和整個國家。」喜樂城(City of Joy)共同創辦人克里斯汀‧舒勒‧德斯赫里弗(Christine Schuler-Deschryver)所在、被稱為「性侵害世界之都」的剛果共和國,過去二十多年爆發多起大規模內戰,為了奪取金礦,部隊摧毀、焚燒途經的部落,以性侵當作武器凌虐婦女,武裝份子甚至威脅父親性侵女兒、兒子性侵母親,企圖從破壞家庭功能,進而摧毀整個社區的秩序與倫理,總計逾百萬女性受害。
衝突中的性暴力如今已經不侷限於任何特定的戰場或前線,越發蔓延且難以控制,更令人沮喪的是,有罪不罰的現象仍然是常態。王秀容不諱言地說:「我們甚至認為警方使用性暴力鎮壓民眾,是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允許的,因為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名警察因為使用不當暴力或執法過當,而被逮捕或起訴。」
社會的標籤、對於司法系統的不信任、執法人員有性別的偏見,受害者對其權利的不瞭解,皆是倖存者正義得以伸張前的一道道高牆。勵馨基金會認為,相關各國應修訂國家法律或政策框架,加強對施暴者的刑事問責,同時承認性暴力的倖存者是真正的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服務支持;並且與當地民間組織、社團領袖合作,應積極參與防治及應對工作,唯有改變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與歧視,才能真正終止任何形式的性暴力。
每一位創傷者需要的療癒時間與歷程都不相同。性別暴力所造成的傷害,並非只有事件帶來的性創傷本身;被害人及其重要他人的身心、生活、親密與人際關係等,都會連帶受到長期的影響。
為回應性創傷被害人及其重要他人的需求,我們提供社工專業輔導與評估,並連結司法、醫療、經濟、心理諮商等資源,協助被害人穩定身心與日常生活,陪伴其共同面對創傷危機與未來的療癒歷程。
同時也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設立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提供專業且長期的諮商服務;透過系統合作的諮商輔導服務,協助被害人重新發展出面對心理創傷與社會適應的能力,並幫助其整合自身內外資源,陪伴被害人從生存到生活、走向療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