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還給性受害者司法正義了嗎

玲玲對社工哭喊著說：「我被性侵數年，躲躲藏藏等了5年，卻等到一個無罪，他可以逍遙法外，我卻要像鼠輩一樣躲藏……。」

日前媒體報導，個案玲玲從國小六年級起，連續遭受繼父夥同輕度智障的母親，以身上有不潔之物為由，手指侵入陰道、拍打鼠蹊部、性侵上百次。2013年揭發，纏訟5年，一、二審判繼父28年刑期，但到最近，更一審卻因法官對受害者處境缺乏理解，認為個案證詞不一，也不採信補強證據，瞬間歸零，改判無罪。

性別司改原地踏步

玲玲的哭喊讓人揪心。回想一年前的司改國是會議，民間團體當時就大聲抗議「性別司改 人間蒸發」，現在正證明，性別司法改革，依舊原地踏步。

性別司改就是期待法官更理解家暴、移工、性受害者等脆弱處境，讓司法判案更具性別意識。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太多的「法匠」只繞在法條的構成要素，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在審理性侵害案件。

這位「歸零」法官認為，個案對性侵害次數「前後指述不一」；補強證據的證人哥哥並未親眼見聞強制性交之事實，欠缺關聯性；補強證據的心理衡鑑結果和性侵害事件不具有全等的關聯性。事實上，個案因承受龐大壓力，又被性侵上百次，性侵、訴訟歷經十幾年，要如何要求她「陳述一致」？性受害者言詞反覆是典型症狀。還有，司法人員訊問能力也會造成很大影響，每次訊問都不一樣，要被害人怎麼回答一致？ 令人感慨的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已施行21年了，為何法官無法理解性侵被害人的脆弱處境？卻要求她／他們證詞一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有指述一致的個案被質疑︰你怎麼記得如此清楚？難道法官是自由心證在審理性侵害案件嗎？請問法官，審理的證據法則在哪裡？

對於法官不採信補強證據，也讓人搖頭。性侵害是密室案件，若要以有親自聽聞的證人為指標，那是否意謂著所有性侵被害人不用進入司法討公道了？又心理衡鑑報告，以法官有限的知能，如何判讀心理衡鑑報告書與性侵害不具有全等的關聯性？這位歸零法官不找「專家證人」來幫忙，反而採信繼父用面速力達母塗抹玲玲鼠蹊部，可能出於治療目的，實在無法以理服人。

受害者訴訟權不足

性侵害案件重點在舉證，我們必須質疑法官問案與取證過程將重點放在哪裡？以民間團體陪伴性受害者上法庭的經驗，大部分的法官就是不斷問訊被害人，可能的加害人只要否認就很輕鬆的沒事了。如果法官能專注在問訊繼父或許就比較容易證明。民間團體正在思考如何從程序上扭轉法官調查與思考的角度。

目前律師將請檢察官為玲玲提起上訴，因為玲玲自己沒有上訴的權利，所有性受害者只能當「證人」不能是「告訴人」，這也是性受害者面對的困境。目前，性受害者的訴訟參與權是很不足的，雖然國是司改有加強被害人訴訟權利，但性受害者的閱卷、聽證、發言權仍然都沒有。

國是司改會議一年了，行政院宣稱有三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訴訟制度金字塔化、憲法訴訟法等），司法面貌就會煥然一新，但是，迫切需要改革的性侵害案件司法正義，嚴正關係到性別司法改革，卻不在司法改革的思維裡。此案不是單一個案，它是結構性的問題。

性侵害案件的司法正義急需法界提升所有司法人員性別意識，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以了解性受害者的脆弱處境，提升性受害者的訴訟權利，更需建立性侵害案件的證據法則、修改程序法應該都是當務之急，否則，「歸零法官」恐將不斷，受到嚴重創傷的性受害者，也只能賭注、祈禱遇到好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