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侵，是有權者與既得利益者集體縱容的結果
衛福部最近公布2016到2018性侵案件的統計報告，有一項數字讓人怵目驚心， 機構類性侵案件成長5.2倍，從39件成長到244件，會成長如此快速，是因為這些案件大多是集體性侵案件。
集體性侵案件在台灣不是新聞，從學校到補習班、從機構到安置所，幾乎每幾個月總會爆發1件。仔細察看這些集體性侵案件，可以發現 加害人可能是一位或少數，卻對多位脆弱處境的孩子進行性騷、性侵，而且幾乎都是經年累月的轄制，甚至有多達20幾年才被揭發。
勵馨服務過或服務中的集體性侵案件，常令我們非常心寒。不只是心疼孩子受傷的心靈，更心痛的是孩子一個個連續被傷害，而且這些案件可以長期沒有被揭發。
探究其因，不是孩子沒有求救，而是本應保護孩子的老師、機構照顧者沉默、官官相護，理由包括，這樣老師領不到退休金，他年邁的父母、小孩怎麼辦？這完全不公不義，無視已被傷害小孩的權益。
為什麼台灣社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長期集體性侵案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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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社會的沉默是對孩子的殘忍
沉默就是共犯，沉默者等於縱容了加害者可以繼續為所欲為。作家陳昭如撰寫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2014）、《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2018），兩本書都寫到了集體性侵事件，沉痛地記錄了台灣這塊島嶼，如何要求性受害者噤聲，踐踏他們傷痛的心靈，又如何隱匿性加害者的罪惡，體制缺失因而被遺忘，共犯也不被究責。
前一陣子修《教師法》，為了讓不適任教師退場（包括性侵加害者），全國教師總工會大聲疾呼，「校長才是關鍵，因為啟動調查不適任教師的權限在校長身上，校長也有極高主導權，過去許多案例都因校長阻撓導致他們無法介入調查，或是因程序不完備，導致不適任教師無法退出校園。」
但我認為關鍵不只是校長，而是所有擁有權力者、既得利益者的沉默、隱匿、包庇、縱容、掩護之下的結果，集體性侵案更是集體縱容的結果。其實，台灣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機構、學校的孩子繼續身處險境，尤其更應關注障礙者的脆弱處境。
福利教養機構的封閉處境阻斷求援機會
福利教養機構大都收容脆弱處境的孩子，智能障礙者就是其一，他們身處封閉式的機構，很容易引發權利受侵害的情況，封閉式機構的服務模式，就是一種歧視的管理方式。
《智能障礙者、性／性別歧視以及隔離式機構共謀下的集體性侵》主要研究者陳伯偉指出，這樣隔離式的管理方式，限制障礙的居住權，減少障礙者與社區互動、他人連結的機會，更讓障礙者在遭遇性侵危機時，不易向外求援。再者，面對住民遭遇性侵、猥褻或暴力事件時，機構容易優先考量組織存續利益，這也讓障礙者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傷害。
面對學校、機構如此糾結的權力、利益結構，台灣需要勇敢的吹哨者，教育與社政單位更要鼓勵、保護吹哨者，才能打破官官相護的結構。我們不能再讓這塊島嶼繼續沉默下去，繼續容忍集體性侵可以無聲的存在於我們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