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位受暴婦女鄧如雯不堪忍受伴侶長期凌虐,憤而殺夫之舉驚動台灣社會,這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於1998年6月上路,也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家暴法的國家。如今家暴法實施逾25年,「親密關係暴力」、「言語精神暴力」、「目睹家暴兒少」等概念逐漸為人所知。然而我在家暴社工生涯中發現,民眾對於親密關係暴力樣態的想像,仍有30年前刻板印象的影子:
女性受害人往往隱忍多時才敢對外求助?
男性施暴手段更致命、更易造成明顯外傷?
暴力關係中的互動模式都以「男強女弱」居多?
其實,隨著30年來不斷修法、增加危險評估工具、設立家暴安全網等機制,親暴兩造之間的權力流動變得更隱微,暴力樣態更綿密。例如情境式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雙方共處高張力環境,正在互相拋擲情緒,突然其中一方動了手,以暴力行為做因應!接到這樣的案件,讓入行超過6年的我也不免自問:我能接受服務對象並非「完美被害人」嗎?我該如何接住看似咄咄逼人的受害者,正視他們背後的創傷呢?
2023年6月,正值「家暴防治月」,保護資訊系統彈出一張通報:40歲的曉欣帶著一身傷勢來與我晤談。
進入社政服務體系的曉欣,滿腹委屈出現在我面前,她自述遭男友暴力對待,不斷訴求社工對男友給予強烈處分與約束,以避免自己再次受暴。
細談之下我才得知,曉欣與男友的情感糾紛早已影響到她的工作,她曾為了確認男友是否與其前任藕斷絲連,連續蹺班或無故曠職,最後遭到僱主解僱。離職後的曉欣把更多時間投入「抓猴」,像偵探般盯著男友一舉一動。這樣質疑男友外遇的言行,讓兩人關係日益緊張與衝突,在旁人看來,曉欣有時更像「沒事找事」,只因男友忘記叫她起床,她就會大發雷霆。
我們觀察到,曉欣的爭論模式是「挑釁、要求對方給個交代、不滿意則持續挑釁」,如此反覆循環,直至男友以肢體暴力方式回應她。曉欣男友則相反,他的個人態度似乎不容動搖,不論爭執起源為何,男友的因應模式都保持一貫「冷處理不回應、忍讓、憤怒警告」,直到在某個時間點情緒爆發!
曉欣與男友間的衝突,並非因其中一方在權勢、力量佔優勢而產生,也並非來自某人持有刀、槍、棍棒等危險器具。兩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關係較勁、拉扯、衝撞下,激起一道又一道的衝突浪潮,直至其中一方潰堤,海浪膨脹成了海嘯,一瞬間襲向對方,最終兩敗俱傷。這正是「高衝突親密關係暴力」的實貌。
過去我們常以「權力控制」概念強調親密關係暴力中的「權力失衡」或「壓迫/被壓迫」,如今我們在社工實務中發現,親密關係暴力樣態從「顯著可覺察的肢體暴力」朝向「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或經濟暴力」等多元方向演進。而「相互施暴」、「互為家暴相對人」案量漸增,更讓我們看見那些誤將激烈言辭或冷暴力當做解方的當事人,最後在激化的衝突關係中越陷越深,無助又無力。
除了曉欣外,我們也能在宜興夫婦的故事中,看見當前親密關係暴力衝突的多元與複雜。宜興夫婦皆是碩士畢業、月收入逾10萬元以上的科技業從業者。數月前,宜興太太升職主管、扛起更困難的專案,這讓她工作負擔驟增,回到家中,常用貶抑、咆哮宜興的方式,來傾倒自己內心的壓力。
宜興多次忍讓,最終委屈不滿一次爆發,也將這些不斷加諸、堆疊在身上的攻擊作為武器回擊太太,兩造相互指責、攻擊對方,以最為難堪的字眼擊毀對方的價值與信念。太太轉而對外控訴,她的眼淚讓宜興在親友間成為「罪不可赦的施暴者」。直至社工協力兩人進行夫妻晤談後,方才拾起雙方衝突中缺少的宜興視角,拼湊出事件全貌。
親密關係原是彼此存有愛意而形成的共同體,卻也容易因相處中產生的摩擦與分歧,演變出親密關係衝突。我們在實務中看見,暴力衝突的發生不都像過往「男強女弱」或「單一權控」,反而像是辯論大賽,雙方一言一語、一來一往的爭辯著。
事實上,親密暴力的發生,有時並沒有絕對的施暴者或受害者,而是雙方互為相對人。同時我們觀察到,男性相較於女性,較難體認到其所遭遇的言語侮辱、情緒勒索就是精神暴力,又因性別刻板印象中「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男子氣概」而更難開口求助。待社工接手,兩造往往已爆發激烈衝突,關係陷入冰點、身心俱疲。
政府為了防治暴力發生,積極修法、擬定維護人身安全的相關政策,也投入更多資源在協力受暴被害人脫離暴力關係。然而,在親暴防治資源建置的道路上,我們仍能看見對於暴力的傳統想像與刻板印象。例如,資源過度重視權控暴力型態、著重單一回應被害人的需求。
社工在協助服務對象因應親密關係暴力時,常以「被害人/相對人」區分服務對象的角色,然而面對曉欣這樣的案件,對立的角色切割,反而強化了被害人的受暴委屈感,甚至固化了「完美被害人」思維,也削弱了相對人對外求助、獲取資源的機會,促使暴力衝突反覆循環、難以消停。同時,社工的服務處遇亦難以實際切入兩造關係長期不睦的主軸,僅停留於表徵性的暴力行為處遇,未能直搗核心。
所幸,2023年衛福部委託發展的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2.0(TIPVDA 2.0)開始施行,其中「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的實施對象,也開始加入男性被害人的危機風險討論與列管,男性被害人可以在會議中呈現真實的脆弱性與衝突演繹歷程實況,這樣的視角也能更全面看見因親密關係互動糾葛所引發的效應。惟會議中仍無法避免以「被害人/相對人」來定義與定位兩造角色,這仍有很長道路要走。
在曉欣、宜興兩對伴侶的故事中,雙方的質疑、不安、猜忌,都讓他們原先的愛,逐漸轉為阻隔關係流動的障礙,進一步限制了雙方溝通的意願與動力,使彼此不再涵容。
回到社工工作,當我們面對受暴婦女在同一事件中,同時擁有「被攻擊」與「攻擊」的經驗,陪伴服務對象接納自己在關係中的「雙重角色」是重要的一步。我們與受暴婦女一同梳理親密關係經驗,一同思考衝突背後的「為什麼」,破除其「面對衝突只能繼續傷害彼此」的單一想像。
希望透過社工的引導與陪伴,協助婦女學習覺察暴力發生的情境與脈絡、嘗試設立衝突的休止符。我們相信,唯有面對與接納,才能創造思考的機會:衝突不是比賽,僅有輸贏兩種結局,衝突的存在,也能協助彼此在各自的肯認中找到平衡。
>>>原刊載於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