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任與沉默中掙扎——羞恥必須轉向，讓責任回歸加害人

為什麼性騷擾被害人要隱忍那麼久，為何不早點說出來？

這個看似探問當事者的問題，答案卻與你我息息相關。也許我們不是當事者，但我們都代表整體環境的一部分，我們的態度與性別暴力的預防、發生及後續發展環環相扣。

受害者遭受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後，往往被迫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檢討被害者的聲音、受暴汙名化等，常常讓當事人在求助過程中遭遇二度創傷。因此，整體社會要做的不僅是鼓勵被害人早點說出來，而是在同理被害者遭遇之後，一起將眼光轉向加害者，羞恥必須轉向（Shame must change sides），讓羞恥感從被害者轉移至傷害他人的加害者。

羞恥感是權力壓迫的幫兇

在企業宣講職場性騷擾防治的課程中，我總會邀請大家想像一個簡單的情境：

「上班時間，主管要求你進入他的個人辦公室討論工作，並表示要討論尚未公開的計畫草案，因此請你關上門、坐在他旁邊一對一討論。過程中，主管時不時觸碰你的大腿和腰部，動作看似不經意，但卻頻繁到讓你覺得不自在。這種情況下，你會在當下立刻向主管表達疑慮或不舒服嗎？」

我詢問過各行各業員工同樣的情境題，直言自己「會表態拒絕！」的人屈指可數，甚至有不少場次，完全沒有人舉手回應。

追問之下，我發現大多數的人想法幾乎一樣：「對方是主管耶，如果工作被刁難怎麼辦？算了，忍一下。」、「跟別人說會不會被誤會我自作多情？想太多？」、「這種情況我覺得很丟臉，太難以啟齒了……」

由此可見，當自己面臨職場性騷擾，尤其有權利落差的情形下，大多人都會擔心他人的眼光而難以跨出求助的一步。抵抗不當對待與權力壓迫很困難，而羞恥感是讓困難程度加劇的幫兇。

受害者的現身，是轉向的開始

自2023年臺灣#MeToo運動、再到2024年「性平三法」新法上路，接連推動許多企業主動邀約職場性騷擾防治課程，除了讓更多人認識性騷擾的樣貌與法規知識，也鼓舞長期隱忍的受害者現身。

在某場企業演講結束後，有一位同仁默默留在會議室，等到大家都離開後，才向我提出他的疑問。

他因為工作長期姿勢不良，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可以有效緩解不適的醫師，定期回診讓身體穩定下來，不料醫師在診療過程的觸摸越發頻繁，且觸碰到了敏感的隱私部位。這位同仁訴說了許多自己隱忍多時無法求助的原因：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信任，能解決我身體狀況的醫師，我不確定到底是醫療必須？還是不當觸碰？如果提出疑問，萬一撕破臉，我又要重新找醫生，身體不知道撐不撐得住。再說，我跟醫師都是男生，要跟別人說這件事，我覺得很丟臉，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好欺負？沒保護好自己？講出來會不會沒有人相信我？」

從眾多猶豫及拉扯的原因當中，可以發現讓受害者噤聲的，除了必須依賴醫師的專業權威之外，也有一部分來自於擔心外界的眼光：擔心被貼上軟弱的標籤，害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自己。

好不容易有一個機會，讓他能在一場講座當中知道有安全的管道能讓他求助、發問，他才終於現身。光是「現身」就已經耗費這麼多心力，然而，這只是羞恥轉向的開始。

轉向，讓責任回歸加害人

當受害者起身行動，作為「重要他人」的我們，應該一起將眼光轉向加害者，讓受害者知道可恥的不是遭逢性別暴力的自己，而是加害者。

倘若支持受害者的聲量越來越大，就有機會讓加害者感到壓力而收斂甚至停止，也有機會讓更多受害者願意現身求助。

回到文章一開始的問句：「為什麼性騷擾的被害人要隱忍那麼久，為何不早點說出來？」

我們試著將發問的對象轉向加害者：「為什麼不尊重別人而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是不是可以好好學習怎麼跟人友善相處？」

也許我們將質疑或檢討的眼光從受害者轉到加害者身上，就有機會讓羞恥成為遏止加害者猖狂而為的幫手，而非迫使受害者難以求助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