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台灣掀起一波#MeToo運動,引發社會對於性別暴力事件的高度討論。過往不敢談性、更不敢談性暴力的文化氛圍,在一連串社會事件中,把隱晦的議題推向檯面。
2024年通過「性平三法」修正案並正式施行,隨著法規越發嚴謹以及大眾關注度漸漸提高,勵馨基金會收到的職場性騷擾防治專題演講邀約大幅增加。企業對於「職場性騷擾」議題,好像到了「不得不談」的時候。但每個人都準備好要談了嗎?
職場性騷擾彷彿「房間裡的大象」,相關事件或多或少、或輕或重,長期以來發生在職場的各個角落,大家都心知肚明卻避而不談。當勵馨走進企業,開始向大家介紹這頭大象,有些人眼神迴避、不願直視,否認這頭大象的存在;有些人感到恐懼,希望我們不要描述得這麼鉅細靡遺,否則會造成大家的恐慌;更多的人表示質疑,認為那是隔壁房間的事,在自己所處的房間裡,不會有大象的存在,就算有……那也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要聽這個?我們公司哪會有這種事?」
「這根本找麻煩,大家習以為常的互動,還要找講師來教訓我們。」
「以後發生一點小事,大家都要申訴怎麼辦?公司管理上會很難為啊!」
在性別暴力防治的宣導工作中,最難的從來不是解釋晦澀的法條,或在眾人面前討論性議題,而是進到不熟悉性別議題,或覺得事不關己的「異溫層」裡,試圖打破隔閡、開啟對話。
各行各業有不同的職場文化,人員組成也有不同的特性。舉例來說,新創公司與傳統產業的員工,背景和職場文化就可能大相逕庭。也因此,並不是每個人都抱持著開放友善的態度來上課。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法律規定他們的職位必須接受「性平教育訓練」,所以非自願地坐在會議室裡聽課,但心中卻滿是抗拒與質疑。
當然,作為講師,我可以選擇把簡報上的法規內容、性平概念講完就好,聽進多少就看個人造化;抑或強調法規罰則,警告大家再不改變就會受到嚴厲懲處。
但是這在說服策略上可能會造成反效果。就像拔河,我用最大的力氣把對方拉過來這一邊,對方硬是被撂倒,肯定不是滋味,如此一來心裡可能不見得真正認同,甚至可能更加抗拒。
因此,我更傾向用蹺蹺板的方式跟對方互動。我往蹺蹺板的中心移動一點點,也邀請對方從另一頭往中心移動一點點,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在兩個極端上漸漸往中間取得共識。當然,最終目標並不是協商到中心點就結束,而是先創造挪動的空間與意願,就有機會縮短距離,漸漸往性別平等的一端前進。
曾經接到一間傳統產業的邀約,當然,談的是「職場性騷擾」議題。我在事前做了一些聽眾分析,該企業員工組成以「中壯年生理男性」為主,有許多員工屆齡退休,教育程度大約高中以下,進到公司後大半輩子都擔任作業員,價值觀念較為傳統,認為「職場文化中合情合理的人際互動,怎麼在現代被視為『性騷擾』這麼嚴重?還特地開課,簡直是小題大作!」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進到這間公司要扮演什麼角色?如果劈頭就開始說性騷擾定義、相關法規、罰則,感覺會淪為讓人不想認真聽的無趣說教。於是,我調整了自己的位置。
在場的聽眾有不少人與我的父母年齡相仿。所以講座開場時,我分享了自己曾經在職場受到性騷擾的經驗,並且提到當時的我沒有讓家人知道這件事,因為「不想讓爸媽感到擔心」。
我把自己的角色轉換成子女,同時也將聽眾的角色轉換成父母。為人父母希望子女健康快樂地成長,就算遇到困難也能夠向家人傾訴。
於是,聽眾轉換了視角,也卸下防備的心,開始願意聽聽看這個「為人子女」的想法。接下來談到性騷擾、談到友善職場,大家也就比較願意用「幫忙改善的一份子」的角度去理解和參與。
1到3個小時的講座,不太可能大幅翻轉人們的價值信念。但只要那些長期以來視黃色笑話為日常、視毛手毛腳為情趣、視隱忍噤聲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有一點點鬆動,對我來說就是很重要的開端。
曾經在演講前一刻,聽到台下隱約的耳語:「這種課不是法務聽就好嗎?真是浪費我的時間。」但講座談到受害者的創傷反應時,那位一開始很抗拒的聽眾主動舉手,詢問如何給予當事人具體協助,最後甚至在課後對我點頭致意。我想,我的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
依照不同的職場特性,轉換自己與聽眾的角色與互動方式,其實得花很多的心力去設計課程,也有可能最終只能推進一點點進度。不過,鼓起勇氣進到異溫層開闢一條新路,甚至讓他們願意攜手起身向前,即使只有一小步,我仍然認為這是終止性別暴力的路上令我感到滿足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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