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而行對抗結構之惡？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南非大主教德斯蒙‧杜圖（Desmond Tudu）說：「當我給人吃的時候，他們稱我為慈善家，但是當我問，為什麼他們沒東西吃，他們稱我為共產黨。」

民間組織或團體要當慈善家很容易，但當這些組織開始過問為什麼？進而進行倡議行動時，會被稱為激進組織，可能被嫌棄。從國外的綠色和平組織，到台灣的婦女新知、人本基金會，還有在台北新公園長期抗爭的巴奈與那布，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們是否能從問候，吃飽沒？到進一步問「人的尊嚴／公義有被尊重和張顯？」人類從出生到死亡所具有的基本權利，如，自由、安全、醫療平等、基本生活條件、受教權、工作權以及尊嚴，若受到了壓迫、輕蔑和嘲弄，這就形成所謂的不公義、不公平。還有，讓多數人面對醫療、交通、教育資源缺乏，或走向貧窮，就是一種集體的不公義、一種結構性的暴力。

台灣充滿許多集體的不公義，還有階級和種族的不公義。舉個例，為什麼，貧困的孩子考上公立大學的比率越來越低？貧困家庭的孩子是「不讀書」還是「沒有足夠時間與資源」讀書？

最近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演講說，未來世界，有錢人會快速致富，貧窮的人將無法翻身，因此幫助弱勢翻身非常重要，這是台灣教育政策非常需要改善的。他舉美國的例子，美國加州10所大學中，要求相當比例的弱勢學生進入，尤其是父母沒有進過大學的學生優先，並連續追蹤學生畢業5年的收入，是否可以高於原生家庭，他說：「台灣政府為什麼做不到？台大為什麼做不到？」

我們需要留意集體不公義貧窮的議題，它如同殺戮，產生許多對身心靈負面的影響，包括心理、生命與道德上的畸形等。當一個社會／國家，不管一個孩子出生在什麼家庭，她／他都能藉著健全的制度，保障孩子在有尊嚴的環境長大、有階級流動的可能，這樣的社會才有公義。

想要改變結構之惡，個人道德是不夠的，尼伯爾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牧師、社會工作者、神學家）他的名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1932）說：「就所要達成的道德標準而言，個人要比整個社會容易多了。個人有好道德，並不意謂著可以組成一個擁有好道德的社會。」

道德的人為什麼造就出不道德的社會？我們以為自己不是剝削者，可是卻經常不自覺地，淪入共犯結構裡，我們被迫剝削了比你弱勢的人。沉默可能也是結構之惡的共犯，除非我們是實踐公義的人。道德的人會顧及他人，必要時甚至願意犧牲。但是，社會中的群體（道德人所組成）面對爭取群體利益時，常會有同儕壓力或是集體利益，導致有殘酷的行為，以致形成了不道德的社會。

譬如，一位移工，工時長、工作勞累、被雇主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無法協商、沒有保障的工作環境，你怎麼看？你會為她／他爭取利益嗎？我們的信念是什麼？現實中，社會群體首先思考的可能是，她／他搶了我們國人的工作。於是，我們會先，任由他／她們被奴役。其次，才考慮到她／他是一個「人」！

其實，在惡質結構裡，每個人都是受害者。我們必須起而行對抗「結構之惡」的問題，民間組織也不能只做慈善／服務。大家需要成為實踐公義的人或群體。讓我們一起參與建構公義的台灣社會。我們需要更多像嚴長壽這樣的人或組織，能夠看見結構之惡，也能說出來，更能起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