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家公,恕我冒昧,有句話我還是不吐不快:只有你們家人團聚很重要嗎?我們也是除了過節以外,沒有別的機會可以聚在一起好好看看三個孩子……既然你們的女兒可以回家,那也應該讓我們的女兒回來才對吧。」——節選自《82年生的金智英》
農曆新年是家家戶戶的團圓時刻,相信去年底曾觀賞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朋友們在面對這次過年時,或許也會因為對電影情節的記憶猶新而有所感觸。女主角金智英在新年假期的婆家裡,終於不堪勞碌而下意識以自己母親的口吻向婆婆說出怨言,丈夫鄭代賢見狀則急忙帶著妻子、女兒離開老家。生活中總是盡可能處處體貼妻子的代賢一頭靠著方向盤苦惱不已,他怎麼也想不透太太竟越來越常發生如此詭異的舉動……
事實上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電影版劇情中,除了細緻演繹女主角於日常生活中飽受的各種性別壓迫外,也更強化其身邊男性角色的故事。原著小說中,身為丈夫的鄭代賢並未有如此吃重戲份,反而藉由影像才使得其形象鮮明、立體起來,成為串連起核心劇情線索的關鍵角色。觀眾們隨著自新年假期衝擊後的鄭代賢一步步追尋,逐漸理解金智英所面對的壓力根源,同時省思在東亞父權社會底下,已婚男性其實也深陷社會結構困境,難以突破傳統性別角色框架。
電影核心劇情圍繞在金智英婚後為了育兒放棄工作後,失去原本熱愛的職場生活、朋友圈、經濟自主等等,開始陷入育兒憂鬱症的心路歷程。在當代社會中,投入工作不僅是經濟需求,往往也有實現自我價值的成分存在。然而女性在開始育兒後,立即面臨對產後婦女極度不友善的主流職場挑戰。此一現象在社會學專有名詞稱之為「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現代社會要求母親必須將扶養子女放在首位,卻又期待「好員工」要為工作犧牲一切。因此「好母親」和「好員工」的角色期待衝突,導致雇主對有小孩的女員工/求職者充滿偏見,認為其無法全心投入工作,不但缺乏意願錄取她們,就算可以工作,薪水及升遷機會仍少了其他人一大截。相對的,已婚男性則擁有「父職獎勵」(Fatherhood Bonus),雇主預設身為父親的男人係家庭經濟支柱,將全心肩負工作責任,且必定會對公司更加忠誠,所以不僅其工作機會不會減少,還擁有更多加薪或升遷的可能性[1](link is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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