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馨語】兒少消失的聲音與生存空間

「我覺得他們(父母)給的不是我想要的家。」

「我需要被愛。」

這是勵馨服務的性剝削孩子們最直接的自白。這些孩子碰觸性工作前，很可能就有以下這些生命狀態：家庭失功能、受虐、性侵害、疏忽照顧、約會強暴……。他們在這樣的歷程裡，漸漸滋生一種無法自處的寂寞，這種寂寞來自歸屬感的空缺，以及受創的依附關係。

重要關係的失落，是他們人生中很大的缺憾。因此，他們有時會委屈自己，只為追求一份有意義、被接納的關係。從事兒少性剝削訪視追蹤輔導服務（簡稱後追）的社工頻頻看見這樣的身影，可惜社會大眾的目光僅捕捉他們從事特種行業的「行為」，沒能看見其背後的處境。

回到社會後，孩子面臨的眼光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被譽為義大利國寶級作家，為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曾說，最痛苦的不是集中營裡的苦難，而是「生還」之後，被社會視為不祥之物，亦無人聆聽他們的心聲。他點出少數族群重返社會後，社會既有結構與文化界限，如何他們面對歧視、標籤及汙名化。

一名協助性剝削兒少返家工作長達12年的社工督導，將心頭多年的難過與不平娓娓道來：「（多年前）孩子離開安置機構後銜接就學，卻因為手上有刺青，學校請她轉夜間部，認為夜間部比較適合她。」「或者孩子因碰毒而經過兩年的安置時間後返校，學校以她兩年前所犯的錯為由，要求她每個月要進行驗尿。」

不只是學校、其他圍繞在孩子周邊的系統如家庭、朋友、職場就業等，也有同樣的狀況。他們需要面對種種看待自己的眼光。

性剝削兒少經歷了一連串社會的洗禮後，再度重返主流體系，她們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身分改變，說與不說的過去成為兩難。

即便假裝自己不是「外人」而成為多數人的一份子，卻又因為失去一部份自己，活在懷疑羞愧的折磨中。

安置與後追間的拉扯，影響的都是孩子

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性剝削兒少一經通報入案，各縣市政府社工便會評估兒少是否有接受安置需求，兒少將可能經過緊急短期安置、中長期安置，最後由後追社工負責進行結束安置後重返社區的協助工作。必要時，即使在最後階段也可能重啟安置程序。進入系統後，性剝削兒少必須待在這裡1到3年不等，這些決定權將不在自己身上。

在這樣分段的服務流程中，兒少清楚知道換過了多少個機構、多少位社工，但他們不見得明白，為何身邊的大人總來來去去。

如果我們認為，這群兒少最需要的其實是重要他人持續性陪伴與關愛，那麼誰能來成為這樣的人呢？又有誰可以使他們真正放心和信任？

後追社工常常感嘆自己越追越無力，一方面心疼孩子想為他們做更多，另一方面又受限於關係建立及資訊缺乏的最後階段，導致常在網絡合作過程中，被彼此的無力感所牽絆住。一名後追社工很擔憂的說，自從孩子「再度」被安排進到另一個安置處所，至今已過5個月，她仍沒辦法見到孩子本人。即使嘗試聯繫現任的主責社工，也都礙於機構規定無法接觸，僅被轉知「孩子現在由我們照顧得很好」。

性剝削兒少踏入社福系統後，有不同的大人本於職責想要保護及照顧他們。但，究竟能不能「先」聆聽孩子的聲音與需求，乃至各網絡中的人「以孩子為中心」相互合作及整合？這一直是現行系統設計存在的難題。

除此之外，當孩子離開家庭、被學校排斥，接下來是一連串社政、司法、醫療等單位的介入。如何讓孩子在生命中的重要時刻被接住？如何不讓他們一路往後掉？這應該是成人們要有的使命跟認知。

在自己位置之外，我們能做的還有什麼

社工督導分享：「身為社工，我可以繼續覺得孩子處境艱難，資源永遠不足；但也可以選擇積極找到夥伴、解決問題、適時發聲。」不斷地去嘗試、找機會跟找方法，也思考在這個領域，除了現在的位置能做的事情之外，是否還能發生其他可能性。「只要有機會，我就想試著影響兒少周遭系統的人。」

所以除了個案、團體服務外，勵馨前進社區宣導專講、倡議、研究、到廣播電台分享與舉辦攝影展，甚至也曾到人潮眾多的觀光景點和路人解說何謂性剝削，以及如何留心身旁兒少是否存在異樣的情況。

近期，無論國外或國內，都發現少女們由於遭受欺凌、虐待或貧困等種種原因被迫離家出走，深夜徘徊在繁華的商業街頭而無處可去，最後只好出於本能尋找可以住的地方，但又容易遭受有心人士誘拐或詐騙。鄰近的日本以街頭巴士、咖啡廳等形式努力在前端與這群兒少有所接觸、連結。

或許，我們該思考如何提供兒少即時生存空間的場所，讓她們隨時能夠進來歇息、喘口氣，在安全的環境裡待上一晚、沉澱自身的生命議題。

進來與離開都有選擇。只要孩子需要，一個溫暖的地方、可信賴的大人們永遠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