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奮力抵抗就是同意？勵馨服務看見：權勢關係的心理壓力，是阻斷性侵被害人向外求助的枷鎖

勵馨服務看見：權勢關係的心理壓力是阻斷被害人向外求助的枷鎖

過往服務性侵害被害人的實務經驗與創傷知情的學識背景，讓勵馨發現，對於性侵被害人來說，權勢關係所造成心理壓力和生活各面向的影響，是阻斷被害人向外求助，無形卻最強而有力的枷鎖。

許多性侵害發生當下，被害人遭受性暴力的反應，往往不是「戰」或「逃」，而是呈現「呆僵╱凍結」(freeze)， 這是本能的求生機制。更何況是當加害人是自己的上司、長輩、老師、照顧者，被害人更可能面臨「打也打不過，逃也逃不掉」的困境，更難以反抗而陷入心理癱瘓，無從表達反對的意見。

然而，被害人呆住、嚇傻、難以逃脫，不應該被當作同意（有意願）和加害人發生性行為。

而且加害人的侵犯行為是犯罪事實，也確實侵害被害人的性自主權。

更嚴重的是，隨著權勢關係的延續，對於被害人的傷害也是持續的，甚至長達數十年，被害人承受到的傷痛和壓迫，絕對不亞於遭受陌生人一次性的突發傷害。也因為權勢性侵大多無法當下及時揭露，被害人往往隱忍多年，黑數也難以被看見。（補充：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顯示:過去五年，交由法官審理的權勢性交、權勢猥褻等案件為87件，僅占被通報、被害人與加害人為權勢關係性侵案件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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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勢性侵被害人遭受著莫大的傷害。利用權勢關係中優勢地位性侵害他人的行為，惡性更加重大。但是，現行權勢性交罪的刑度卻遠較其他類型的性侵害案件來得低。

權勢性侵罪 所規範的對象，照理說會是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上，理應負起監督、扶助或照護的責任。如今，加害人不但沒有保護、幫助被害人，反而以自己權勢的地位性侵害被害人，這種情形反而比一般性侵害情形處罰更輕，恐怕無法讓人接受。

因此，勵馨認同范雲委員提高權勢性侵罪的刑度上限，與其它性侵害各罪相同，並因應實務上看見的困境，修正構成要件，除了在權勢關係的樣態中新增「信仰」的樣態，更在「受監督、扶助、照護」的要件上，擴及「運用」(例如：志工)和「指導」(例如：補教老師)，以建立更周全的保護。

我們的社會，太容易責怪被害人

如果刑法第228條因為被害人「未做出明顯反對意願」(沒有表達拒絕之意)，所以採取比較輕的刑度，而將重點放在要被害人證明自己有沒有明確拒絕，無疑忽視了被害人的主體性與性自主權，甚至間接責怪了被害人自己也有錯，加害人才有能性侵得逞。

難道沒有奮力抵抗就代表同意？就是允許事情的發生？

這樣的思維模式和社會氛圍，讓權勢性侵的被害人更容易被誤解而遭到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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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忽略權勢關係下的性侵被害人，往往會因為權力關係而難以甚至無法反抗，或者為緩衝事件所帶來的創傷，而啟動自我防衛機轉，像是：否認自己受害的真實感受、合理化性侵事件的發生……而繼續與加害人維繫關係，更甚者說服自己與加害人交往。

這往往就是遭遇權勢性侵的倖存者不能被社會理解的癥結：

持續和加害人保持關係難道不是默許，這樣怎麼能算是性侵?

而這些不得不保持、看似友好的關係，很可能成為加害人掩蓋犯罪事實最好的藉口。

很多人會質疑被害人：

「不過是老師，大不了被當重修，你怕什麼」
「就算是老闆，工作可以再找，為什麼還要聽他的話？」
「會不會是事後談不攏？」

在一些加害人已婚的案件中，性侵被害人還可能承擔「第三者」的罵名，面臨侵害配偶權的法律責任，過去甚至成為通姦罪的被告，一再的暗示被害人遭受性暴力是「自找的」，想間接將責任轉嫁至被害人身上。

過往的社會，太習慣要性侵被害人負起責任。

追根究柢，性侵害的發生本來就是「不合常理」的事情，又怎能因為被害人的反應「不合常理」或「不如預期」，沒有在當下反抗、求助，就要給予加害人較輕的處罰，甚至認為是被害人的錯？

權勢關係是讓性侵害犯罪能夠得逞、被害人難以求助的重要原因。過於談論「被害人有沒有反抗的空間」，卻忽視了無形的權勢，反而會對被害人造成了實質的箝制。對此，勵馨提醒，應看見被害人的主體性，不應以任何形式將性侵害犯罪的責任施加於被害人身上，更該打破「責備被害人」的社會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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