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理想被害人？

在一次「性騷擾」的專題演講中，台下的觀眾回應我分享的故事，

「她媽媽真是沒有把她教好？」
「她怎麼不跑走？」
「是不是她做了什麼？」

這些真實的字句如放大鏡般，檢視並質疑遭受性騷擾或性侵被害者，而非加害人。難以想像受害者們在巨大的創傷底下，又得面對社會的質問，是如何能夠承受壓力且繼續勇敢地走下去？

許多時候，直線式的思考雖然很容易也很輕鬆，不過一旦持續積累，容易成為迷思、刻板印象，甚至錯誤的知識。在還沒有開始服務個案以前，聽聞對於受害者的想像是，加害人大部分都是陌生人，以為事發的當下就是逃離就好，以為個案總是會談起傷害時就歇斯底里……然而，這些都是對「理想被害人」的想像。

「完美」性侵受害者？

第一次見到她，全身瘦弱，講起話來卻鏗鏘有力，感覺是一個多年的倡議工作者，要跟我討論如何再讓被害人更能得到社會的正義，但她其實是我的服務對象。她描述著自己身為被害人又被這個社會二度傷害，以及其他人試圖理解，卻無法同理的心情；有些人向她揭露自己受暴經驗，但只是再次告訴她這個社會有多危險、暴力有多無所不在。她把自己當成有機體，不斷測試這個世界對於被性侵的人有什麼看法，但是99%的回應都是讓她失望的、憤怒的。

她給我一疊自白書。當我閱讀著那疊自白，彷彿胸口壓了一塊石頭喘不過氣，總共十幾頁的文章，我看幾頁就需要休息一下，才能繼續閱讀。那種強烈感把我拉進去她的世界，那種無望、無底的黑洞，卻又像是質問著這個社會，她遭受暴力的經驗，為何不能被正視、被理解。

社會對於性侵害場景有僵化的想像：一個人施暴於另一個人，被害人必需極力反抗、想盡辦法離開卻無法逃離，而且一定是做好萬全保護卻還是被侵犯，才叫做性侵害。被害人要有驗傷單、最好身體上有瘀青，才會讓人相信你是一個「被害人」。

我們太想要找到性侵害的原因，才能理解或接受性侵害的結果。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說：「要是她不那麼晚出門就好。」、「誰叫她們要獨處。」、「為何沒有自我保護意識？」。潛意識為了要降低自己可能被害的焦慮，拼命告訴自己，只要保護好自己就不會發生悲劇、不會被性侵，所以也下意識責怪被害人，不會保護自己就活該被性侵。

事實上，加害人會挑選比較容易下手的對象侵犯，並不代表被害人自我保護意識不佳、自我保護能力不夠，甚至理所當然將責任放在被害人身上，而成為被侵犯的理由與藉口。

親密愛人懂得摧毀對方

「一個熟悉的情人知道自己的弱點，還說要弄死自己，難道不會害怕嗎？他知道我的家人、我住哪裡，我也害怕他傷害自己死在我面前。」、「逃跑是需要資本的。」她激動地說。

種種的原因讓她不敢離去，逃跑也沒有想像中容易；不逃離則是因為害怕對方傷害自己，更害怕傷害其他人。而在受暴之後也無法輕易離開，在說搬家也不是說搬就搬，所有生活連結，不可能一夕間就完全消失，外人看起來可以輕易離開，但那些實際的生活、居住、安全，都是不易被看到的一面。然而，司法、朋友或家人都只問：「為何你不離開？」、「如果你不離開就代表你不是被性侵。」那些渴望被聽見的事實，掩蓋在沒有馬上離開的錯誤底下，但卻沒有人看見她為何沒辦法離開。

「越親密的人，越懂得怎麼摧毀自己。」她說，加害者是她的情人，讓她重新獲得自信的情人、肯定她的情人，曾經一起共處感到快樂的情人，受害的她事後還想著對方只是太衝動了，等等氣消以後要如何和平共處。然而，這些「相信」反而變成檢察官否定被性侵的事情。

我們想像被害者一定是痛恨對方、不想要繼續和對方相處，而當感情被單一化的描述不是愛就是恨時，一旦兩種矛盾情緒共同存在，社會只允許被害人選擇一種，然後判定結果，只要選擇愛那就不是性侵，要選擇恨才有被判定為被害人的可能──社會認知中的「理想被害人」。

理想被害人需要符合常理，那些不逃跑、不被理解的複雜情感，是不能做為司法的證明，也不能讓一般社會大眾所理解，大家對於被害人的狹隘想像，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明明是被害人，卻還要用盡力氣證明自己「真的」是個被害人。

「被口口聲聲說愛我的人侵犯，判決書上對方說是兩情相悅；被周遭家人、朋友質疑；是我受暴了！得到屈辱的是我，痛苦至極！」她無奈地說著。

理想被害人來自於不認識被害人的單一想像，不要對被害人有預設的期待，面對被害人時學習先傾聽，了解他／她的感受，給予同理以及陪伴，認真傾聽他／她的心聲，就是對被害人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