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只有說願意才是願意

現代社會，求婚時，一定要對方有說願意，才算是願意，對方若沒有說出來，誰敢強行結婚？這麼簡單的道理，為何性行為不用徵求對方同意？

再舉例，一般財產犯罪，遭竊取或搶奪財物之被害人，並不需證明加害者之行為，有否違反其意願，而是未經同意取走財物之人，必須證明他的取得是經被害者的同意的。為何獨獨在妨害性自主案件裡，竟需要由司法及被害人證明加害人違反其意願？告訴人需要用力證明相對人違反他的意願，才足以構成犯罪事實？

因為，在《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第221條，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據此法，性行為需要違反其意願，否則不構成法律上的性侵犯。也因此台灣的檢察官、法官在辦理性侵害案件時，都會非常用力繞在「違反其意願」的字眼上，努力找尋、證明有否違反其意願？倘若告訴人當下嚇壞了，呈現無言、呆滯、沒有反應或反抗，都可能是被視為同意。

勵馨協助的個案，曾有檢察官、法官竟以沒有反抗，沒有咬傷相對人舌頭、陰莖，而不予以起訴，更甚的是，還有個案被反告誣告或小三，兼有之，這是甚麼悲慘世界？

最近，勵馨基金會邀請瑞典性侵害調查委員會委員暨哥德堡（Gothenburg）地方法官安娜．漢尼爾（Anna Hannell），來分享瑞典剛通過的性積極同意權法案，引來不少討論。扣除網路酸民，看到不少理性的討論，這真是好事啊。

勵馨並不希望法令一夕翻轉，即刻把《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從違反其意願，修改為積極同意權。其實，法案經過各層各界越多的討論與辯證，是較精準的。事實證明，經過充分溝通的法案也比較容易落實。

瑞典安娜法官說，他們討論積極同意權歷經20年，期間，還有兩次被束之高閣，一次是因為爭議太大，另外一次結論是不同意。大家本以為可能沒有機會再討論，沒想到，因為「#MeToo」運動席捲，2013年瑞典在婦女團體、社會壓力下，法院再次組成討論小組，2017年底居然修正通過法案，2018年7月1日正式實施性交「積極同意權」（yes means yes）修正案，將性自主權回歸到女性身上。這是繼加拿大之後，第二個國家實施積極同意權。

瑞典新法將讓檢警在蒐集性侵事證時，調查方向從「確認受害者有沒有抵抗」轉向「確認受害者有沒有同意」，有助減少檢討受害者是否說不、是否反抗、是否遭到暴力攻擊，並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沒有抵抗」的性侵迷思。性侵害的問題不是受害者沒有抵抗，而是加害者沒有取得對方的同意。

換句話說，既有模式的「你當時有沒有抵抗？」預設了你本來就該配合發生性行為，因此當別人提出性邀約時，你必須拒絕，才有資格主張自己的性自主遭到侵犯；而積極同意模式的「他當時有沒有得到你的同意？」則預設了必須先得到你的同意，才能與你發生性行為，如果沒有得到你的同意，那就是侵犯你的性自主。

即便有台灣法學者指出，積極同意模式只會讓被害人在法庭上被問更多私密的問題，暴露在更多令人不堪的情境中，受到更多羞辱，安娜法官說，若果真如此，我們應該做的是訓練法官性別意識，不要問不該問的問題，而不是叫被害人不要上法庭。她也坦承，新法可能不一定會造成更高的定罪率，但它更改了性侵的法律構成要件，即參與性行為必須出於自願；使用暴力不再是性侵與否的構成要件，立法的主要目的在於改變大眾對性侵的刻板看法與心態。

樂於見到啟動性積極同意權的修法，讓女性成為性的主體，唯有掌握性自主權，確立身體的界線，才能夠在親密關係中保持獨立自主，並警覺到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可能，避免成為親密關係暴力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