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受害者的話語權在哪裡？

不只影劇界有說不出口的#MeToo，台灣各層各界的系統壓迫都在暗示、警告受害者不要出聲。男性受害者更慘，他們被當成不可能的受害者，連個受害者的資格都沒有。

以勵馨服務的經驗，一旦性侵害事件被揭發，立刻有許多利害相關人會跳出來，要受害者閉嘴，有為了家庭名譽、有擔心受害者受傷，更有否認性侵害事件。大家心裡隱隱約約埋藏著一個深深的恐懼，認為性侵是一個羞辱記號，最好不要說它。

深怕被貼羞辱標籤

我曾經在多場次演講裏，談到性侵議題時，詢問在場的師長、社團成員、社區人士，「若你真的遇到性侵時，你會求救報案嗎？」幾乎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陷入沉默、搖頭或低頭不語，只有個位數的人舉手說「敢」。

台灣說不出口的#MeToo，多麼沉重的議題，我們又如何寄望台灣的#MeToo運動可以有聲音呢？大家深怕性侵羞辱的標籤，貼到自己身上，「羞辱」兩字猶如瘟疫般令人恐懼，大家急著撇清、甩掉它。受害者即便勇敢揭發性侵事實，身旁的人為了不要面對「羞辱」，大多會用不敢置信的眼光，質疑受害者，接下來的情緒是很複雜的，因而大多身旁的人是無法接住受害者的，即便是受害者信任的親朋好友，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這讓受害者很受傷。

讓受害者最難過的挑戰是加害人的否認、醜化，鮮少的加害人會承認自己是錯了。尤其，受害者面對家內、熟人性侵，受害者就像沒有嘴巴的孩子，非常難說出口，一旦選擇勇敢說出，除了得面對加害人的否認與醜化，甚至還得承受周遭親朋好友的檢討與責難。若當事人中任一人是公眾人物，無知網路酸民的霸凌更上一層樓。

再談，受害者在訴訟過程中，必須承受更多的壓迫與再次陳述創傷，台灣的性別司法改革未竟成功，許多法官帶著人生勝利組觀點或是男性觀點，審理性侵案件，無法理解受害者脆弱的處境，或體認到兩造權力關係的懸殊，或帶著完美性受害人的迷思，常問一些讓人氣結的話語，如：

詢問受害移工說，你沒有被關禁閉，有手機，為何不逃？

詢問受害的女學生說，你為何晚上單獨去教授的研究室？

詢問被迫舌吻或性交的受害者說，你為何不咬他的舌頭？為何不咬他的陰莖？

殊不知，移工脆弱處境是逃跑之後，如何還仲介的錢？如何再寄錢回家？

還有，女學生與教授的權力關係原本就不平等，她敢抗爭教授的權力嗎？因為論文需要，再忐忑不安，大多女學生也只能乖乖去研究室。

最後，想說的是，法官在完美受害人迷思之下，真以為強迫舌吻或性交時，可以奮力抵抗，咬下對方舌頭或陰莖嗎？

司法審理也有壓迫

受害者從加害者的壓迫、最親的人際壓迫、到大眾對性侵羞辱恐懼的壓迫，乃至司法審理等一系列的壓迫，還說得出口嗎？

想想，若是我們，有力氣對抗、發聲嗎？

台灣說不出口的#MeToo是因為有太多有形、無形的壓迫了。

請不要給受害者壓力，我們應該給曾經說出#MeToo的人更多鼓勵，期盼台灣社會可以接住受害者，一同對抗系統性的壓迫，讓台灣成為零性侵的美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