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哭著拜託不要通報 怎麼辦？

「拜託你不要通報……我們只是第一次發生而已，父母也都不知道，我們又快要考會考了，我不想要因為這件事情毀掉人生，我只是打來想問那次性行為的風險而已，沒有想要其他的幫忙了，拜託你不要通報……」女孩急得開始哭泣……。

「為什麼要通報？我只是想要讓我孩子得到諮商協助，你通報，我們全家都完了……」一陣沉默，這位媽媽再也沒有來電。

最近，監察院調查南投縣某少年安置機構爆發少年遭集體性侵案結束，公布彈劾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共8名官員，其一理由，安置機構發生性侵案件卻未依規定通報。面對以上法律責任與個案同理，一線社工、諮商師真是兩難啊！這也是學校的老師、醫院的醫事人員的最大困境，強制責任通報實施16年，實有檢討之必要。

台灣在2002年修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將責任通報列入法條，後經幾次修法，細膩的將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員、移民業務人員、司法人員、矯正人員及村（里）幹事人員，全都列為責任通報者，並規定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應即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性侵害防治中心，後來制定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也都將責任通報制列入，甚至未盡責任通報者，須接受罰鍰。

檢討強制責任通報

回到強制責任通報的初衷，是期待讓加害者繩之以法，受害者實質被服務。檢視這幾年的通報量，全面強制通報法條的規定，確實從2002年的通報量5308件，升高到2017年的1萬1060件，每年早已突破上萬件，累計15年案量達15萬6427件。

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 較逐年上升的通報量，卻未相對帶來性侵害刑案成長，僅從700件緩步上升到1000件，可見強制責任通報制並未帶來突破性的司法效益。

再檢視受害者是否可以因為強制責任通報，實質受到服務嗎？台灣一些專業服務團體，早已開始檢討性侵害裡的全面強制通報制。勵馨基金會也研究相關國家的通報制度，發現台灣是唯一對成人性侵案件仍要求強制通報的國家。

這樣的強制規定，不但違反成年人意願與隱私，也因為無意願進入司法程序或抗拒福利服務，耗費許多社政與司法資源。

回到責任通報初衷，可以尊重受害者意願？最離譜的案例是，勵馨服務的成年個案，因為通報進入服務，卻沒有意願進入司法調查，司法系統居然因為偵查之需要，強迫個案驗傷、寄送傳票、拘提個案到法院作證，造成個案嚴重二度傷害。

強制通報在校園現場，也因為多重通報系統與壓迫，通報成為案件主要關注點，個案的需求被嚴重弱化與忽略。許多老師對通報很焦慮，有位高中老師在責任通報的焦點訪談上說，在校園裡，她不能也不想知道孩子任何有關性的談論，包括性好奇、性探索，乃至於親密性行為，她只能對學生說：「不要對我說，否則老師要通報，你會很慘。」這造成師生關係緊張，校園「恐性」氛圍，嚴重影響性╱性別教育施行。

在社政體系裡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24小時全面強制通報，缺乏彈性，司法程序逐漸成為服務引導，而非以被害人為主體的中心思維與做法，失去服務的真正內涵與價值，也阻礙專業人員專業評估與自主發展。

可限縮於脆弱處境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已執法21年，如何回到通報的初衷？修改全面強制通報責任制？

其實，尊重個案的意願與專業評估很重要，或許可以先處理成人部分，讓成人個案回歸被害人意願與責任通報者的專業評估。

另外，法定責任通報對象可限縮於脆弱處境之性行為，如兒少、心智障礙者、外籍移工等對象之疑似違反其意願之性交、權勢性交、無法判定者。這樣，也可以讓台灣每年約有700-1000名青少年╱女，因合意性行為遭到強制通報，家庭關係因而更加破碎，孩子被標籤化，回歸家庭關係修復及協助個案重新建立自我價值，發展健康的親密關係等專業協助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