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馨倡議】抗拒多寡決定強暴成案否？

如何看待性侵害？它是個關於犯罪的治安問題，還是如何說「不」的文化問題？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該起性侵害能否成案及判決結果。眾所周知，在我們的文化中，只有男性能從事性表達，女性只能被動表示接受或拒絕，也因此使得女性的性自主權形同不存；而法官在審理性侵案時，也往往以女性抗拒程度的多寡決定是否成案，從而枉顧了很多女性的司法正義，繼續強化社會中固有的「強暴迷思」。

加害人、被害者 司法天秤不公平
在婦女團體努力了二十年之後，「強暴迷思」在今日似乎並沒有太大改變，社會上仍普遍將性侵案歸罪在女方的衣著、夜歸與漫不經心，甚至懷疑是女方引誘不成後的腦羞成怒。更有甚者，執司司法天平的法官們，也分不清親密關係暴力與一般暴力的差別；對於在性侵過程中，女方是否有足夠的反抗以構成起訴的法律要件，也傾向於以機械化的方式加以判斷。

勵馨基金會舉辦的愛馨學園，特別邀請到以女性主義法學見長的婦女新知董事長，同時也是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陳宜倩，以「誰是強暴者，誰是被害人」為題演說。陳宜倩首先以幽默的方式說，台灣的法律專業體系裡，法官問出來的話，與我們在外遇到一般阿伯會問出來的話並無二致，同樣是：「那麼晚怎麼還在外面？」

她表示，不應該把性侵害看成法律問題或治安問題，而應該看成文化問題。更清楚的說法是，我們的文化必須思索，人與人的關係中何者為「不」。雖然陳宜倩認為性的表達是一種文化問題，但也強調每個人的經驗感受都不同，而她是一個父親撫養長大並有練功的人，因此不但對男性的身體較熟悉，也不恐懼。

陳宜倩並舉自己的跨文化經驗為例表示，為了安慰友人，她曾在半夜二點帶一名心情沮喪的德國男性友人回家、同睡一張床上，當晚那名男性友人曾以手碰觸她的身體，但她沒有反應，那名友人就停止動作。隔天她問對方，為何不繼續（沒有其他意思）；對方回答，因為她沒有反應所以停止，顯示對方因為她的無反應而接收到了「不」的訊息。

真拒絕、明抵擋 拒絕主權難表達
陳宜倩於是問，難道台灣的男性沒有辦法接受「不」的訊息嗎？對於男性在性上面的主動權，社會上傾向以生物決定論視之，以一句「男人嘛！」一筆帶過，她反問，男性不會生氣嗎？這種認為男性的性衝動一來就無法克制性慾的刻板想像，不但是對男性的偏見，也是一種貶抑。

她接著說，有台灣男性政治人物在傳記中提到追女友經驗，若不看最後結果，都是一種性騷擾過程。台灣男性的追女文化是被拒絕後繼續追求，並認為堅持下去，最後一定會成功，陳宜倩戲稱這是一種「孝感動天」的追求文化，但也造成男性誤認為女性的拒絕是等待進一步追求；套用在強暴迷思裡，則是「說不就是要」。

陳宜倩認為，在台灣這種要求個人識大體、不要破壞和諧的文化中，反抗與拒絕是比較缺乏的經驗。做為台灣女性，難道要24小時一直說「不」嗎！在李宗瑞案中，凡沒說不的女性，都不構成性侵案。至於時常引起爭議的撿屍案，更是難以性侵案成立，因為即使是喝醉的人，身體還是會有基礎的生理反應，法官因此認為撿屍者已得到對方的同意。

因此，陳宜倩認為美國以「積極同意」來定義合意性交很值得參考，並主張台灣的文化應該理解到，性交一定要雙方「積極同意」。最後，她語重心長的說，女人的性是被推定在男性那裡，是男人的與社會的，因此我們要翻轉這一點，倡議「女人說不就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