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人性的司法審理系統

最近法院一連串的受性侵兒之判決，引起社會輿論嘩然，認為法官已悖離社會正義。我們必須檢視這是個別法官的問題？還是系統性問題？我認為這是系統問題。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2009年受性侵兒童已增為四千六百件，不包括隱匿未報的事件，檯面上的數據平均起來，每天有十多名未成年人遭到性侵，令人驚心，若再比較進入法院審理的案子1101件，其中只有七件被判五年以上，其他不是無罪就是判最輕的三年，民眾恐怕不知道被揭露的幾件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其中應該也有數百件的判決書是寫「未違反女童意願」，民眾撻伐司法官腦袋活在恐龍時代、欠缺性別意識是不無道理的。

雖然司法院極力為法官辯護，認為這是法條的問題，極力想辦法放出訊息要修法，最後還由最高法官做出解釋令，性侵七歲以下孩童，均應依加重強制性交的重罪判刑，雖然這比修法快多了，但是沒有真正解決民眾內心的渴望。民間團體一再說的法官淘汰制、專家證人制度等，司法院都沒有任何回應。又這樣的解釋令，民間團體就要請問那性侵八歲、九歲……的加害人，是否就可以輕放呢？

其實，這被揭露的冰山一角不是法條的問題，它應該是司法院的系統問題。若檢視目前的法官養成與法院審理系統，即可得知整個法院審理系統，讓許多年輕無生命經歷的法官獨自承擔審理大任，而他們的養成系統，讓法官拘泥法條、咬文嚼字，此種毫無生命經歷、不食人間煙火或說孤立的自由心證認知審理系統，當然與庶民百姓的經驗法則產生嚴重落差。

國人向來很尊重司法系統，認為他們是獨立審判，不應介入，卻也讓他們自以為是。法官的養成系統是欠缺跨領域的了解與學習，而且，台灣的法官不是甄選制，而是考試制度，許多法官是大學、研究所畢業還未有工作資歷、即考上司法官，試問他們如何面對錯綜複雜的案例？當然只有咬文嚼字了，更何況沒有人可以甚麼專業都懂？

民間團體向來要求的專家證人制度，它可幫助法官面對他所不了解的領域；然而，專家證人從未成為制度，只是偶而有一、二位法官願意找專家證人，大多數的法官都認為不需要，甚至有些法官會說找不到專家證人，或質疑誰可以成為專家證人，我們認為這都是藉口；因為只要建立制度，專家證人就會被培植，而且以制度的保障，專家證人當然願意挺身而出。

另外，我們也認為若可以，台灣可以仿效日本的司法院系統，建立「公民參審制度」，台灣、日本都沒有歐美司法系統裏所謂的陪審團，但日本在這幾年也突破限制，建立起公民參審制度，讓法官不必獨自承擔審理重責。我認為，以現在台灣民智已開，民主素養，正常公民足以勝任參審員工作，如此法官才能擔任一個公正的角色，免去現在法官可能變成原告，也可能偏袒被告，這都不是公正的審判。

最後，期待25日白玫瑰運動，司法院能真心傾聽，民眾要的是人性的司法審理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