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產業只會讓社會結構之惡更惡

由於失效條文已近倒數階段，加上婦女團體的批判聲浪，內政部對這項修法，已至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地步。據了解，目前社維法修正版本，有行政院版社維法修正草案、民進黨立委黃淑英「罰嫖不罰娼」版本、國民黨立委鄭麗文「娼嫖都不罰」三版本修正案。
江宜樺這段期間常跑立法院，和黨團協調，除拜會執政黨團，也希望能拜會黃淑英。
江宜樺說，此一修法是由中央擬原則，授權地方制定性交易自治條例，劃設性交易專區，專區內娼嫖不罰，專區外娼嫖皆罰，符合大法官釋憲規定。(聯合報，201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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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收入的母親，常被指責為無能善加教養子女；在重複的失望中繼續尋找工作的父親，被指責為懶惰、遊手好閒。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判斷與眼光，屈辱了他們，也阻止了他們前進。
摘自若瑟‧赫忍斯基 (1917-1988)

10月17日世界貧窮紀念日剛過，佔領華爾街行動還持續延燒著，台灣反貧困聯盟也發起飢餓44小時的運動，抗議受僱報酬只佔 GDP 的44％，大家在抗議的是無能的政府、貪婪的銀行、剝削的企業，這些系統製造、拉大了社會結構性的不公平，加速了貧富差距。

▲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 群眾在101百貨大廳信義路大門側靜坐。(出處 苦勞網 /攝影 孫窮理)

「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現場發言：「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個扭曲的經濟系統。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再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他一針見血指出了結構性邪惡的經濟體系。

▲各種不同的受壓迫者提出自己的訴求。(出處 苦勞網/攝影 孫窮理)

其實，台灣社會也充滿各種結構性邪惡，讓被壓迫的弱勢者階層更滑落，陷入難以翻身的無底洞。卡債族與賣性者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們都是結構性邪惡之下的犧牲者。

卡債族不是過度消費，台灣85％以上的卡債族是因為貧窮、緊急壓迫，需要生活或周轉，而陷入了銀行所制定的剝削借貸遊戲，成了待宰之羊，甚而滑落更底層，難以翻身。賣性者淪入性產業也是暴力的社會結構壓迫，匱乏之下的選擇。我認為，要協助她們不是設置色情專區，也不是讓性工作合法化。

勵馨基金會累積23年關懷兒少性剝削被害者之服務經驗，進行少女進入色情行業生命歷程研究，發現性產業就是一種結構性邪惡。這些個案的生命歷程，充滿了坎坷，從小到大，不斷地歷經各種結構性的暴力與不公平。

她們可能歷經原生家庭的身心虐待、亂倫、貧窮，或複雜又矛盾的家人關係；歷經正規教育的排除困境，如中輟、不被學校歡迎、不良人際關係、學業缺乏興趣與成就感；歷經各種健康傷害與危機，如性病、非預期懷孕、吸毒、酗酒、自我否定及貶抑、自虐、自殺等；還有，在經濟上她們也歷經大困境與陷阱，如扛下貧困家庭之經濟壓力、離家獨立生活、陷入高利貸或財務危機等；至於情感、婚姻的渴望也是奢求的，她們因為性交易，商業化的親密夥伴關係難以進入婚姻、也常引發婚姻崩裂、陷入單親之困境。

最後呈現在勞動市場上的面貌，她們並不會因為從事性交易的經驗而助於找工作，或賺更多的錢，而是慢慢與勞動市場脫節，也因低學歷、無技能、無條件、無自信，愈形困難進入勞動市場，甚至她的優勢條件只會隨著歲月流失，最後能做的，可能是當媽媽桑，繼續剝削別人。此種惡性循環，是誰的責任？

女人之所以成為賣性者，主要還是因為國家的各種體系失能，造成各種結構性邪惡。如社會福利體系、職業訓練就業輔導體系、教育體系的失能，交錯家庭支持系統的不健全，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橫行，也因性別弱勢，讓赤貧的她們不得不成為性產業的供應者、結構之惡的受害者。

政府不解決結構性的暴力，反倒以色情專區解決婦女困境，這就是無能。政府不要以為把性產業圈在一個圈圈，就能解決賣性者被剝削的問題，或達成性產業縮減的方向。荷蘭阿姆斯特丹色情專區因為成為歐洲人口販運輸送地，即將於20112年縮減一半。贊成性產業，只會讓社會的結構性邪惡愈形惡化。

▲我們不投票給贊成性產業的總統、立委。
　　
政府應根本面對結構性暴力，在各種不公平的的體系中，勇於財富重分配，在教育、經濟、福利、就業等體系投入大量資源協助弱勢者，創造友善婦女的政策，這才是當務之急。另外，瑞典罰嫖不罰娼的政策，大大縮減性產業，也是台灣可以學習的經驗。

為了迫使政府面對結構性不公平，選舉將到，我們可以選票抵制贊成性產業的總統與立委，凡是體會、看到社會結構不公平的選民，都可以具體行動，不投票給贊成性產業的總統、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