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馨基金會5日在台大對面、台灣第一家標榜女性主義的女書店舉行30周年主要發起人高愛琪媒體茶敘,主題和地點都格外具有意義,包括第一、二、三屆董事長商正宗、創會董事暨執行長梁望惠、創會董事廖碧英、現任董事長林靜文、前廣慈博愛院婦職所所長許金玲都與會參加,會中眾人除了緬懷當年救援雛妓的使命感和熱情之外,執行長紀惠容也宣佈勵馨又生了一個小孩–「台灣男性協會」正式立案通過,期許未來男性能一起加入反對性/別暴力的行列,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結構。 茶敘時間還沒到,高愛琪和梁望惠就已抵達會場,這兩位30年前一起投入雛妓救援的老戰友,一見面就彷彿回到過去,馬上坐下來憶當年,久久不能自已,等到廣慈博愛院婦職所所長許金玲和廖碧英也抵達時,四位當年併肩做戰的俠女更是圍成一圈,熱烈擁抱,幾乎就要熱淚盈眶,30年的時光一點都沒有讓記憶褪色,一切似乎又回到從前……。 高愛琪今年已高齡77歲,距離他上次到勵馨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投影螢幕上首先播放勵馨30周年紀錄片以及高愛琪這幾天拜訪勵馨的集錦,接著由紀惠容展開和眾人的訪談,內容包括回溯成立勵馨的異象與願景、在勵馨最感動的事、最記得的個案與挑戰、最難忘的事、訪視的感想、對勵馨的期許等。 高愛琪表示,1981年,他應華人浸信會婦女傳教會的要求,去教導一群因賣淫被捕的少女講英語,與他們分享耶穌的愛,他為此禱告,覺得這是上帝希望他做的事,他只是順從祂。過了一陣子,他心碎了。這些女孩看起來沒有改變的可能性。即使他們想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也無計可施,因為他們離開拘留所之後根本無處可去。 有一天,警察帶來了一名11歲的女孩,那一天是他的轉折點。這孩子剛好是他女兒的年紀,他離開時心中很不平靜,並代替他們向神呼喊:“神啊!你必須讓我看到這些女孩可以活得更有希望,還是你就讓我擺脫這份工作吧!。上帝,求您做點什麼”就在那時,他心中的負擔轉變成一個中途之家的影像。他相信是上帝把這個念頭放入他的腦海。他為此震驚不已,一個中途之家嗎? 他相信是上帝引領他們找到那位女性華人諮詢師(基督徒),一個能使用內心語言與女孩溝通的人,而在籌備中途之家期間,讓他覺得最有價值的是參與由五位台灣女性所發起的勵馨計畫委員會。當他這次回來台灣和第一線和勵馨的社工接觸之後,他感到非常震驚和感動!勵馨是怎麼變得這麼大的?而社工們又是如何獲得力量,一直持續著對婦女們的付出?這是個「hard job」,所以他為所有人禱告,包括社工和婦女;他把他和神的親密關係分享給社工,雖然他不懂中文,但上帝懂的;女孩們會被激勵,學會照顧自己,愛自己,他們的生命被翻轉了,被滋養了!就像他的孩子對他說的,「做你能做的,其他的交給上帝!」 而被高愛琪盼了九個月才盼到的合作夥伴梁望惠,5日也拖著行李遠從南部趕上來和高愛琪見面。梁望惠說,一開始在廣慈博愛院,他只是做高的翻譯,當他看到那個11歲的女孩時,他也跟高愛琪一樣哭了,當時還沒有中途之家,有些女孩被從妓女戶救出來之後,都只能先住到梁的家裏。「我們一直想到那些被人口販運的女孩,其實我很膽小,當高愛琪在勵馨成立回美國之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嚇壞了,但我先生說,這是台灣人的事情,我們要自己解決。」所以後來我就找了其他人,一起設計了一份問卷,得出一個從雛妓工作的數字,公佈之後把大家都嚇壞了!梁望惠說,現在當然已經沒有雛妓了,但是他希望未來台灣社會能建立一個更對等、更友善的兩性互動模式, 當時在廣慈博愛院擔任婦職所所長的許金玲也表示,他很感謝勵馨和高愛琪做的這些事,因為若沒有他們,他真的不知道女孩們出去之後要去哪裏,要做什麼?有很多孩子一天接客幾十次,不聽就會被打,連怎麼過來的都不知道,每次孩子出門,馬上就會被圍牆外的人接走,孩子們其實不想出去,但父母來會面時,還會交代他們要出去接客還債,孩子出去之後,只好把戶籍放在我家。對於這一切,我就是面對,但我很感謝勵馨和高愛琪,這是我的生命一個重要的成長過程。未來希望勵馨能夠做更進一步的努力,倡導一個更好的社會氛圍。 紀惠容則是在1992年被梁望惠找來幫忙救援雛妓,當時他在時報周刊當記者,而梁望惠的工作則是沒有薪水的,梁希望他辦一個反雛妓大遊行,紀惠容說怎麼辦?要找誰?沒錢又沒人,所以他要求至少要給他一年和一百萬,最後他們找上了商正宗牧師幫忙。紀惠容表示,1993年的反雛妓大遊行不管各層各界都來了,連釋昭慧都來了,由於得到社會支持,才有後來1995年的「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的立法。 商正宗說,救援雛妓在當時真的是很困難又辛苦的一件事,不但有政治壓力也有社會壓力,因為當時的社會觀感對於這些從娼的不幸少女認為是愛慕虛榮,自甘墮落,他們被自己的父母賣了之後還要被警察抓,連黑道也會找上門,也沒有法律的根據可以關懷他們;但是勵馨為他們成立了中途之家以後,他看到有個15歲少女在賺到第一份薪水四千塊,就把三千塊全部寄回家給父母,一千塊留給自己,雖然他的父母14歲就把他賣掉,他卻沒有因此恨他的父母,他的這種愛心更甚於我們,所以我們幫助這些少女是很有意義的事。 商正宗說,這些少女來到中途之家以後,他們不但協助他們建立人生觀,也希望他們過上一個有價值的人生,當時在和平教會還成立了一個叫做「百合」的小組,讓他們參與教會的活動,也成立獎學金,鼓勵他們讀書求學,讓他們感到有尊嚴,勵馨最大的貢獻就是改變社會對於弱勢族群的看法,改變他們的命運。他也期許媒體發揮社會公器的力量,因為媒體的功能很大,可以帶領社會走向一個更前進的地方。對於未來,他希望勵馨的董事會能夠聯結更多社會上的組織和企業,共同合作,追求性別平等,也希望有更多男性加入,因為這是重建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工作。 至於同為創會董事的廖碧英,則是在更早之前的1986年就投入救援雛妓的「彩虹專案」,後來在1987年協助成立婦援會,1988年協助成立勵馨。廖碧英說,80年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當時雛妓有三個來源,一個是原住民少女,二是養女,三是逃家少女,為了救援雛妓,長老教會找了原住民假扮成嫖客去嫖妓做調查,名歌手胡德夫也在其中,他在1987之前已經辦了兩次華西街遊行,並倡議成立中途之家,而他接到的個案都是從警方那邊來的,1995年「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是個重要的里程碑,這個法通過之後,有隔離審訊、陪偵、通報系統,警政、戶政及教育系統通通要通報,後來才能在短短兩年內讓雛妓近乎消失。廖碧英說,自己做了25年的董事,可說是任期最長的董事,勵馨從第一個香港來的社工到現在500多人,可說是就性別平等做了最大的工作。 而現任董事長林靜文是律師出身,在聽了那麼多創會董事及發起人的故事之後,他只說前人種樹,後來不應該只是乘涼,而是應該承先啟後,轉向下一個跟性別公義有關的期許。紀惠容則強調,勵馨已從雛妓議題擴展到家暴、性侵、青少女懷孕、收出養、移工性侵性騷、性別友善司法、社會住宅、婦女就業、婦女兒少安置等,對性侵和性別暴力都非常關注,希望未來任何一個性別都被善待,任一性別之間都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共創一個性別公義的社會,這是我們未來的目標,也是對社會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