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性別地景1】供奉牌位的忠烈祠，與不可弔唁的軍中樂園

勵馨基金會台東分事務所2024年開跑的「性別地景」專案，歷經半年取材、拍攝、撰文、繪製，終於完成！我們將帶您從歷史痕跡、自然景觀、民間信仰、政治地標、農村婦女的日常生活等五方面，深入探索專屬台東的性別文化與地景樣貌，一起來看看吧！

鯉魚山上的「忠烈祠」，先烈們的男女性別比為三十八比一。與忠烈祠強烈對比、位於台東市郊的「軍中樂園」遺跡，開幕匾額上的字清晰可辨，那是「不具可弔唁性」的軍妓曾經生活的地方，對面鐵絲網保護起來的軍事單位確認了合理性。如今的「軍中樂園」已經殘破不堪，猶如氣若游絲的老婦仍想追問：「誰的生命才是生命？」

鯉魚山的忠烈祠

梳理臺東性別地景，自臺東市地標「鯉魚山」開始探詢，應該是條不錯的路線。走進鯉魚山正門，映入眼簾的中式牌坊上三個大字「忠烈祠」，非常熟悉，它不能算是臺東獨有的特色，在全台各縣市的重要地標位置都能看到。

可能因為我們都太習慣它的存在，沒想過要問為什麼它一直盤踞在那個重要的位置？佔據我們生活的城市如此重要的地方，我們是否可以提問一些關於性別的問題？例如：臺東忠烈祠裡入祀先烈們的性別比例？

根據《忠烈祠祀辦法》第二章「入祀事蹟」規定，第一類人員為「殉職官兵」，第二類為殉難警察等公務人員，第三類為「殉難人民」。據悉，忠烈祠設立的初衷是為了紀念戰爭中殉職的軍人，戰後（對台灣人而言，時間點應該是「動員戡亂時期」結束的解嚴，也就是1987年），才一步步擴及公務人及民眾。以此推論前面提問的答案，性別比應該非常懸殊才合理。試想，戰爭中女性的身影？除了護士？

經過查證，臺東忠烈祠入祀的三十九位先烈中，有三十八名男性，一名女性。唯一的女性，她的職業別為護理師，但她不是於戰爭中殉職。根據記載，蔡護理師於「107（2018）年2月5日夜間隨黑鷹救護直昇機執行蘭嶼—臺東後送醫療救援任務，因天候不佳直昇機失事，機體沉入1000米深之大海，因公殉職。」而其餘三十八名男性中，六成為軍人，其次為抗日烈士最多。

不可弔唁的軍中樂園

如果不具「可弔唁性」的生命/身分也算在內，戰後為控制隨國民政府來台軍人的婚姻及性欲而設置的「軍中樂園」中的軍妓/侍應生，應該是一群與戰爭直接相關的女性。

姚惠耀在其論文《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1951–1992）》中，有兩處記載著臺東軍中樂園的情況：

「1954年12月根據中校參謀何均如在臺東軍中樂園的探訪報告，該設施共有16名侍應生，其中有7名為『山地女子』。此應與東部的原住民人口數有關，但無法從該份檔案中得知原住民女子從娼情形。」

「1956年臺東軍中樂園限定年齡為18至25歲體格健壯，面貌優秀的女子。同年，臺東軍中樂園發生一起拐賣少女的案件，居住在花蓮市的14歲女性林枝子，被吉安鄉婦人董阿美拐賣到臺東軍中樂園從娼。顯見在1957年《特約茶室設置實施辦法》明文規範之前，各地方軍中樂園已開始限定年齡，以便於控管侍應生來源的合法性。即便如此，依舊發生拐賣『不合規定年齡的女子』之事件。」

上圖所示之位於臺東市郊的「軍中樂園」遺跡，其破敗程度，與佔據市中心地標的「忠烈祠」形成強烈對比。

匾額上「祝軍中樂園喬遷致慶」的字仍然清晰可辨；傾倒的床鋪、雜亂的房間，與電影「軍中樂園」裡浪漫的愛情故之間的距離只能靠想像力填補；手機上的定位資料證實，「軍中樂園」對街圍牆上纏繞綿延的鐵絲網保護起來的土地，的確屬於軍事單位，也說明了「軍中樂園」座落於此的合理性。

附近居民指著鐵絲網圍牆那個方向說：「那裡很久以前就是軍營……當時這裡很熱鬧，那邊（指著「軍中樂園」的方向）有十多個房間的樣子。」

年約六、七十歲居民的老家一直在這一帶，「我記憶中裡面的小姐年紀都很大了，只有一個年紀小一點的，……沒有原住民啦，都是漢人的樣子……她們都是自願的啦……而且應該都是西部那邊來的，為了生活阿。」

他所說的訊息與「官方」說法的重和度極高，基本上抹滅了姚惠耀記載，「軍中樂園侍應生」台面下的來源管道：人口販運、威脅利誘受刑人以侍應生服務換刑期等等，以及伴隨著的（性）暴力與壓迫。畢竟，「軍中樂園」的存在「師出有名」，必須符合社會道德、倫理。

《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為沒有發言權卻真實存在過的侍應生們建構了一些脈絡，供我們了解這個「性別地景」的時代意義：

為解決軍人因性欲煩悶衍生的嫖私娼、強姦民女、逃亡、自殺等，攸關紀律與疾病傳播的問題，在1951年起試辦「軍中樂園」，並在1954年制定《設置軍中樂園實施辦法》。1957年改名為「特約茶室」。……軍中樂園以軍事化與性／別化的「身分」作為治理的基礎。軍中樂園的空間，及軍人與侍應生的互動時間，皆因軍人的位階而有差異。

此外，軍中樂園為「軍隊陽剛特質」和「異性戀常規」的訓練場，不管是無法婚配的外省軍人，或是初入軍隊的臺籍軍人，透過進入軍中樂園消費，開啟異性戀模式的性體驗。這個制度不僅預設軍人渴望異性間的性互動，更經由制度性的排除，形成對非異性戀行為的壓迫。在性病防治上，軍方著重對侍應生的疾病控制，侍應生如同代罪羔羊，列在疾病預防的前線。

臺東當然不只這一處「軍中樂園」，據說當時在池上、知本、東河都有，照片中仍有跡可尋這間，就是自知本開發隊遷過去的。上述論文中唯一有官方記錄的廣東路地址我也去看了，在如今寸土寸金的市區，改建又改建之後，找不到是完全符合期待的。

探問了附近不下五處民居，沒有人可以指認。這樣的結果，非常適合以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結語：「〔戰爭框架的〕掌握與流通早已是一種詮釋的操作，解釋誰的生命才是生命，而誰的生命被轉化為工具、目標或數字，或甚至被抹除殆盡，僅存一絲痕跡（或什麼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