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不出的求救訊號：校園與安置機構的兒少性侵倖存者後來怎麼沉默了？

「當我信任的人、學校、國家都背叛了我，我還可以相信誰……。」

近3年，台灣校園中平均每一天有6件新增的性侵害通報案件，但只有1件通報後成立。是孩子難以說出口，還是說了之後遭到體制或機構背叛？無從得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被害人數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增加……。

2021年監察院針對過去十年、17件重大兒少性侵事件進行通案調查，被害者多達247人。其中13起事件的加害者，竟是原本認為應該守護孩子、對孩子負起教育、輔導、照顧責任的老師、教練，及相關單位的長官或工作人員。更令人難過的是，這17起案件都發生在校園與兒少安置機構中。

其中一起事件是2011年由人本基金會所揭露南部某特教學校爆發校園集體性侵事件（後翻拍成電影《無聲》），兩年內在校園內外各個角落，包括教室、廁所、圖書館、校車發生上百起案件，涉案學生多達70多人，包括師對生與生對生的案件，許多加害人是之前的受害人。事件曝光後，引發臺灣整體社會譁然，然而這起事件卻只是臺灣校園與機構兒少性侵的冰山一角。

根據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統計，2013年至2020年間，在臺灣校園裡有14,295件性侵害通報案件，其中國小、國中、高中及特教學校的比例高達92%。但在教育部公布的數據中，1萬4千件的案件在通報後，但經正式程序、調查屬實的案件卻只有4,072件，僅占32%。

機構背叛造成的二度傷害

「學校和警察都不相信我。說我如果不想要，為什麼還要跟老師出去。」怡瑩（化名）在接受訊問後，承受不了壓力，在警察局的員工餐廳裡大哭。

一場連正式訊問都稱不上的對話，學校與執法人員的「不相信」已經讓眼前的性侵被害者再也承受不住社會的任何惡意。除了當下遭到背叛的孤獨感，生活上更面對：學校要求她轉學、報案是否能立案、起訴會不會成功、留下的證據是否足夠……馱著一個又一個壓力，讓怡瑩必須每天服用抗憂鬱的藥物，才能維持與一般人無異的生活。

機構背叛常見於文化與系統相對保守與封閉的校園與安置機構，加上性別平等的知識相對缺乏，本位主義盛行，時常會出現包庇加害人、隱匿不通報，甚至協助毀損證據的現象。這不僅讓真相石沉大海，更讓許許多多的孩子在被性侵害後，又在求救的流程或後續調查的過程中，遭到師長、同儕、校方、警察與司法單位，一次次的指責、漠視、質問，經歷層層的背叛。

心理學家坎貝爾（Campbell）指出，當性侵倖存者向外尋求協助時，如果遭遇不被信任，或是被責怪和拒絕等負面、甚至帶有破壞性的求助回應，通常為當事人帶來更大的創傷，也是所謂的「二度強暴」（secondary rape）。研究指出，體制或機構背叛所帶來的創傷和衝擊往往更加巨大，經歷體制背叛的性侵倖存者有更嚴重的解離與焦慮、創傷相關症狀，也更可能產生自殺意圖（Jennifer J. Freyd and Carly P. Smith，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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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背叛讓被性侵的孩子漸漸無聲

美國柯恩（Cohn）博士曾在研究中探討造被害人沒有求助的原因，並整理出三大類受害者為什麼不願意通報：

• • 怕事件被身邊的親友知道，而遭致眼光與評價。
  • 不認為自己的經驗夠嚴重或算是性侵害。
  • 對於司法程序不理解，或認為通報對自己不利及沒有安全感。

「是不是我說錯或做錯了什麼？我是不是不該傳訊息給老師，還是我應該截圖，留下證據？」怡瑩不停地的問自己，也問社工。勵馨基金會再陪伴許多被害人的過程中，發現外界和社會大眾常常受到「性侵迷思」的影響，讓性侵倖存者不停的質問和責怪自己。硬生生讓受害的孩子變成加害人。

「他們說：如果沒有意願為什麼不反抗？」

「他們說：受害當下為什麼不說？」

「他們說：現在出來作證是不是為了賠償金？」

在台灣，要證明違反刑法 221 條妨害性自主罪十分困難，除了不易留有證據，法律上對於違反意願的認定沒有完善的標準。警政與司法單位擅長利用證據，與理性邏輯來查證事實。如果常理判斷與實證一致，通常法律就能很快為被害者實現正義。但性侵事件往往發生在隱密的私人空間，不僅很少有目擊證人，也難以找到能夠被查證的證據。而且許多人並不了解性侵被害者的心理狀態，像是消極反應，或是無法第一時間說出真相。

以及性暴力所引發的羞恥感會成為孩子的主要情緒，往往會持續長達數年到數十年，讓孩子把自己與外界隔絕起來。研究指出多數倖存者要等到事件後的8年或15年後，創傷才會被揭露，許多童年時期被性侵的人甚至一輩子都不會說出口。

不要再問性侵被害人：「你如果真的被性侵了，為什麼沒有拼命抵抗？」

美國曾經針對性侵倖存者如何因應暴力進行研究，找來92位倖存者進行訪談，結果指出有58名受訪者當下會採取評估、語言回應或者肢體反擊等行動，嘗試脫離性侵事件當下的威脅，但另外34名受訪的倖存者則分別陷入心理與行為的癱瘓，也稱為「性侵引發的癱瘓」（Rape induced paralysis）。

從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性侵引發的癱瘓」十分常見，占約三分之一。有其它研究指出，若受害者是未滿18歲的兒童，引發生理與心理的癱瘓比例則會上升至一半。多年來，各國心理學家更試圖找出倖存者出現「性侵引發的癱瘓」（Rape induced paralysis）的原因以及情況，部分研究指出受害者會根據權力不對等、現場環境等因素，判斷反抗的危險性太高、對眼前的傷害極度恐懼卻無能為力──癱瘓是為了保命不得不的選擇。又或是因遭到信任的人背叛，而發生解離等非自主的心理歷程，都可能會產生外界看似沒有抵抗、消極反應的狀態。

尤其是雙方條件在年齡、身分地位、資源等有懸殊差距，同時受害者又必須倚賴加害者，像是師生、社工與安置兒少、家長與孩子，或是教練與選手等權力懸殊的狀況，加害者手裡握著受害者生存的條件、未來發展的機會，可能是安置兒少的生活資源、選手出場比賽的機會等，這些條件往往會嚴重削弱受害者表達自由意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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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他人」可以是倖存者的關鍵後盾

做筆錄中間的空檔，我們和怡瑩的媽媽走去便利商店買些食物給大家充飢。一路上怡瑩的媽媽不發一語，在等紅綠燈的時候，她突然問：「我的女兒真的沒有做錯嗎？不然為什麼要跟對方出去？」

她的話語雖不捨卻鋒利，不僅刺傷了周圍的人，也深深刺傷了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人有權力可以侵犯另一個人。」社工說完這句話，與怡瑩的媽媽互望，彼此都沉默了。

說出真相必須承擔莫大的風險，但卻是讓創傷復元的解方。揭露自己是一把雙面刃，有機會獲得需要的情感、法律、或心理諮商等資源的支持，也可能被責備、報復、被貼標籤，甚至失去被害人認為重要的關係。

當被害人準備好選擇說出創傷經驗，你、我都有機會成為他／她的重要他人，我們可以這樣當一個溫柔的傾聽者：

• 維持誠懇注視的目光。
• 揭露的過程，不要轉移談話的主題。
• 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待整件事，並給予回應。像是：「我可以感覺到你非常傷心。」
• 不要評斷當事人的回應或決定。
• 用誠懇的語氣認可對方，例如：「我可以理解你會這樣感覺／會這樣做。」

勵馨基金會長期的服務經驗中發現，當倖存者準備說出創傷經驗或事件，身邊的人和機構是否能給予正向的回應與行動支持是關鍵，才更有機會展開療癒與預防二度傷害。

有些性侵倖存者透過訴說事件，開始理解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而也有些人在陳述所遭受的背叛經驗，能夠被傾聽者溫柔且安全的接住，就能在這個歷程中學習重新信任他人與關係。相信自己、包括對於事件經歷的認知，以及能夠表達自身生命故事的勇氣，就有機會能拿回自己的力量。

用「機構勇氣」對抗「機構背叛」

那麼，作為機構組織，我們又可以如何做，來回應與防治背叛行為所帶來的傷害呢？

《背叛，最不能觸碰的真相》書中提供了一些行動的策略，建議機構組織能透過這些行動，降低體制或機構背叛的風險。像是訂定清楚的措施與因應程序，或是成立一個專門負責調查相關事件與背叛情事的委員會。同時也在機構內宣導體制背叛可能為受害者帶來的傷害，以及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支持且正向回應舉發背叛的被害人，保護揭弊者，且訓練成員有回應相關舉發事件的能力。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深植於社會文化的權力關係，轉化為相互信任且安全的守望關係，更有機會創造一個對倖存者、對所有人友善的環境──讓背叛可以被舉發，讓創傷可以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