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機構背叛的孩子，究竟經歷了什麼？

「背叛我的人也是我依賴的人，我該怎麼辦？」多數遭到熟人性侵或機構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的孩子，一定無數次在心裡這樣問著自己。

2021年，國家調查近十年的17起重大兒少性侵事件中，其中13件事件的加害者，是與受害學生、兒童有明顯權勢不對等關係的老師、教練或長官，這類型的加害者占調查案件中的76%。原本應該對孩子盡照顧、教育，與輔導等責任，也就是被認為是兒少守護者的照顧者，反而成為孩子在性暴力下無處可逃的加害者。

當照顧者利用自己的職權、與兒少間特殊的信任關係，像是師生、教練與選手，或是社工與安置兒少等關係，進行性侵害，不僅造成孩子難以言喻的創傷。更令人不忍的是，往往在傷害發生後，校園或機構為維護名譽、掩護處置失當，沒有正式通報，使孩子無法獲得應有的協助與療癒的服務。然而，種種校園與機構的不作為與不當作為，將使兒少性侵的倖存者所遭遇被害經歷的殺傷力加乘。

「機構背叛」是兒少性侵倖存者難以承受的痛

美國心理學家珍妮佛·弗雷（Jennifer Freyd）與卡莉·史密斯（Carly P. Smith）2009年針對此類似的現象提出「機構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的概念。她們認為發生在校園、教會或機構等場域，所發生的性暴力，不僅摧毀孩子對於該機構成員的信任。

同時，校園或機構人員處理時的不當態度，像是指責、恐嚇、批評，或是掩蓋犯罪等行為，都會大幅加劇孩子的創傷反應。當兒少性侵的倖存者面對性創傷，同時遭遇機構背叛的雙重壓力，會讓倖存者更混淆他與所在機構、校園的依附關係，使孩子不得不以壓抑、否認性侵事件等，來回應龐大的壓力與危機事件。

其中，機構背叛帶來的背叛創傷（betrayal trauma）對受害的孩子更是造成巨大的挑戰，對一般人來說：當我們遇到背叛行為，我們會立即做出自我保護的行動，像是站起來面對，或是馬上離開加害者。但在校園或機構兒少性侵事件中，孩子有維護與老師、教練或是機構工作者關係的必要，因為與加害者的關係影響到學業、比賽資格，甚至是生存的條件。

孩子面臨「機構背叛」可能遭遇的8種情境

1. 受傷了，卻說不出來
   

   「我沒有強迫她們坐我的車，都是約好時間，她們自己上車的，她們都是心甘情願的。」台南某國立高職S老師，在被揭露性侵5名女學生後，接受警察訊問的矢口否認。

   孩子被迫無聲，不是他們不想開口，而是環境禁止她說。許多時候，孩子說出自己的經驗反而遭遇更多的背叛，像是被性侵的事件被否認、遭到攻擊，更嚴重的是：當孩子尊敬的老師或教練，反過來指控受害兒少才是真正的加害者。

   當孩子揭露身為老師或機構人員的惡行，加害者時常會以憤怒、受辱的態度，指責孩子說謊，或是辯解那是兩廂情願之下發生的事情，把自己偽裝成無辜的受害者。讓真正受害的孩子，遭人指責「不檢點」、「不道德」，甚至把受害者汙名為侵犯者，被同儕與社會大眾的檢討。

   當周遭的人都不相信受害兒少的說法，還進一步怪罪他們，將會嚴重加劇性侵事件帶來的傷害，使孩子承受更深一層的背叛。這時候，說出真相的人就再度遭到體制和社會的暴行。
   
   

2. 校園與機構人員知能不足造成「二度傷害」
   

   「你確定XX真的這樣對你嗎？他是不是只是跟你玩，你不可以說謊、汙衊XX!這件事情非常嚴重，你知道嗎？」當我鼓起勇氣的向生輔姊姊求助後，原以為可以得到幫助，孰不知是另一個傷害的開始……

   性教育很重要，但機構人員不見得有時間或知能進行。

   有的會過度反應，讓孩子感到被懲罰，因而認為「性」是不好的禁忌，不願再讓大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的則不知道該如何反應，錯過介入的時機，讓孩子感到被大人放棄。

   而在學校，求助後的性平流程涉及複雜的法律，老師或學校人員不見得熟悉，可能讓孩子感到被吃案或踢皮球；即使熟悉相關規定，孩子會在流程中遇到好多好多的人，有的人可能充滿偏見或迷思，而讓孩子受到二度傷害。

   就算完整走完性平流程，途中每個人都具備相關知能，孩子仍然可能覺得痛苦。明明做了調查、問了很多話、加害者甚至被懲處，孩子依舊感到自己未被好好聆聽。這是因為，目前的性平流程設計，讓人力難以專注療癒受害者的性創傷，而這卻正是受害兒少最需要的協助。
   
   

3. 校園與機構包庇性侵事件
   

   「教育處已經給兩名校長各一大過，主任申誡兩次，在教育體系上已經是最嚴厲的懲處，監察院如果認為原懲處不恰當、太輕，可以給予建議，不應該『一罪兩罰』。」C縣市政府教育處長在面對十多位孩子遭教練性侵後，給家長的回應，公道離這些受害的孩子太遠。

   機構與學校體制的背信，讓兒童與學生對於機構和校園的信任，變成一場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羞辱與背信。加害者往往是老師、教練、機構社工，等手上握有較大權力的人。

   他們時常利用權勢關係，迫使周遭的同事、體制與受害者，一起承擔罪行所招致的社會壓力，加害者甚至會控制受害兒少，好讓孩子不敢出聲，讓校園與機構裡的師生、工作人員，也有理由共同盲視性侵事件的發生。

   學校與機構，甚至教育當局對於校園性侵事件一直以來不願意正視，或消極處理。一旦出事，許多學校不願意依法通報，除了隱瞞真相外，還會將加害的老師調到偏鄉教書。隱瞞事實真相遭到背叛的不只是受害者本人。因為學校與機構的一手遮天，讓性侵事件不斷發生，被害人持續增加。更令人擔心的是，當整個社會瀰漫著盲視背叛的氛圍，長期的否認與隱瞞，最終將導致重大的傷害。

    

4. 一旦知情者勇於揭露體制的黑暗面，時常招致報復
   

   「其他老師叫我不要多管閒事。我擔心會被主任和校長盯上，所以不敢說，但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和學生站在一起。」J國中的知情老師。

   沒有外界的制止，性侵犯事件是不會自動停止的。

   但在多數校園或機構裡，旁觀的知情者要揭露真相的風險對他們來說太大了。一旦成為吹哨者，除了當下的飯碗不保，之後如果要到其它的機構或學校找工作，也會因為是「內部揭露者」而很有可能遭到封殺和孤立。

   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教授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曾說過：

   「與加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是很誘人的事。加害者的要求很簡單，只要旁人袖手旁觀就行了。加害者的要求，剛好符合舉世皆然的願望，那就是聽不見、看不到，也不談邪惡的事。

   相反地，受害者要求旁觀者分擔痛苦。要求他們看見不公義的事件，迫使旁觀者行動、涉入，並且記得這個痛苦的事件。」

   選擇旁觀可以讓知情者避免危險，而揭露真相卻會為現況帶來天翻覆地的後果，甚至損及他自身地位或安全的狀態。然而這也成為校園與機構的性侵事件從未停止過的主要原因，因為每一次當好人選擇袖手旁觀，就會讓壞人的惡行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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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構與學校名譽優先，當孩子信賴的體制也深深傷人
   

   「比起老師對我們做的壞事，主任、校長明顯更在乎的是，怎麼維護校譽，讓學校、機構不受爭議紛擾。」受害者S說，被老師性侵已經很糟了，竟然還得忍受有責任保護我們的學校，滿口謊話和否認。

   受害的孩子很想為自己討公道，想要掙脫加害者與背信的體制，但他必須要對抗的是自己的師長、同儕、學校，也就是多數人覺得會支持孩子的人。但現實狀況是，應該保護兒童、學生的制度，卻因為官官相護、要維護學校和機構的名聲，反過來侵害兒童免於恐懼與暴力侵犯的權利。

   當學校、機構，更甚是主管機關對於罪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疑是給了加害者不斷性侵兒童，向新的受害者下手的機會。而這也是所有受害者感受到體制對他們最深的背叛，因為只要學校或機構當局在接獲第一起性侵通報便立即採取適當行動，那麼至少可以避免加害者繼續接觸孩子，避免更多的受害者出現。
   
   

6. 誰該覺得丟臉？
   

   「學校叫爸媽不要再說了，會壞了孩子以後的名聲，而且再說下去，會害老師沒有工作。然後，爸媽也是這樣告訴我……。」受害的孩子H說。

   對孩子來說，最大的背叛是連在家裡，也沒有人把傷害他的事件當作一回事。揭露真相後，學校、街坊鄰居的議論，社區的輿論，往往使受害者與其家庭在羞愧中備感孤立。然而這種應該覺得羞恥的情緒，會從家庭成員或父母的的言語中讓孩子發現。

   面對外界的背信，孩子還可以選擇忽視，但一當遭受自己必須倚賴的父母背叛，受害的孩子多數決定把罪攬在自己身上、責怪自己，因為孩子認為，只有找出自己做錯了什麼，他才能維持與父母重要的依賴關係，這段不能冒任何風險破壞的關係。

   而羞恥感很快成為孩子的主要情緒，且大到能讓遭受性侵的孩子，把自己與外界隔絕起來，同時內在仍感覺強烈的痛苦。但我們想一想，這件事情公平嗎？如果事件的最後是受害的孩子感到羞恥不堪，而不是真正犯下罪行的加害者，這難道不是整個社會的失敗嗎？
   
   

7. 當受害者被當作罪犯
   

   「如果司法無法證明他傷害我，是不是就真的代表我說謊、這件事情不是真的?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提告，可是到最後大家都覺得是我的問題，因為我沒有反抗、沒有當下就說出來，我沒有保留證據，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我被XX帶去汽車旅館，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辦？」

   警政與司法單位擅長利用證據，與理性邏輯來查證事實。如果常理判斷與實證一致，通常法律就能很快為被害者實現正義。但性侵事件往往發生在隱密的私人空間，不僅很少有目擊證人，也難以找到能夠被查證的證據。而且許多人並不了解性侵被害者的心理狀態，像是消極反應，或是無法第一時間說出真相。更不理想的是，人們普遍相信「強暴迷思」，像是「如果沒有意願為什麼不反抗？」、「受害當下為什麼不說？現在出來作證是不是為了賠償金？」

   一旦警政與司法人員對於「強暴迷思」執迷不悟，司法正義的系統就會岌岌可危。讓被害者在遭到不義罪行的傷害後，又再度遭到國家法制所背信。
   
   

8. 「強暴迷思」認為加害者情有可原
   

   「他們說，想不到我平常乖乖的，居然這麼不要臉勾引老師……」16歲的Y說。

   「我沒有反抗，所以我是自願的？是因為老師不喜歡我，我才說出來陷害他？」

   我們的社會，太習慣「檢討被害人」，當聽到有人被侵害，他人的反應往往是：「是不是你穿太暴露？」「誰叫你要喝醉？」覺得是他們自己讓人有機可趁，他們要為自己的受害負責。但這樣的質疑，難道不是在為加害者開脫責任嗎？

   回到校園或機構中，常見然而，青春期孩子當孩子選擇說出來、選擇求救，就可能面臨同樣的質疑：「你是不是做了什麼才會被侵害？」「你當下為什麼沒拒絕？」

   但該被譴責的，難道不是利用青少年的崇拜仰慕和信任，哄騙侵害他們的師長們嗎？

   當「強暴迷思」不斷被複製，被強化，就是在告訴每個受害的孩子，他們的求救，只會被質疑掩蓋，更是在告訴加害者，他們的行為是可以被原諒的。

用「機構勇氣」對抗「機構背叛」

在一次次校園與機構兒少事件的調查中，當看到無數否認、謊言、欺瞞與推卸責任等各種機構背叛於孩子的情況，我們似乎都忘記了，在每一次背叛之前，都有一個深深地相信──因為我們無法被不信任的人所背叛，就如同每一個孩子原本深信：學校是能讓他們健康成長、學習，及實現未來夢想的基地；安置機構將成為他們人生轉捩點的驛站。

而這種種的機構背叛所造成的錯誤，不僅讓兒少性侵的倖存者遭受更嚴重的傷害，還會侵蝕社會、社區與機構間相互連結的關係。如果機構有勇氣可以更具支持性的回應這些向外求助、或舉發背叛的孩子，從承認傷害與背叛事件開始，我們的國家與社會就有能量，也越有機會能擬定更完善的策略來回應兒少性侵倖存者的求助以及避免機構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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