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報導】當孩子進入安置，就踏上離家的路途（下）

「家園｣如何成為兒少最佳利益的堡壘

相較於機構面臨人力不足、不能自收個案而影響機構存續，一個個迫在眉睫的現實；談論什麼是「兒少最佳利益」似乎美好得不夠真實，「公約的性質是很抽象的，講不出個所以然，到底兒少最佳利益是什麼？」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助理教授林沛君嘗試具體說明，安置工作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可能面臨的困境：「《兒童權利公約》沒有SOP，沒有SOP所以很難操作。」

光是權利本身就有不同的樣貌。林沛君說：「不受虐待是絕對權；但隱私權不是絕對權，很多機構的小孩所擁有的權利也不是絕對權，是可以被限制的。」因為可以被限制反而更難操作，她接著舉例：「如果法律沒有明確的說：什麼時候可以限制孩子的隱私權，像是什麼時候可以看孩子的日記、搜他的書包；什麼時候可以看孩子的私人物品、看他的照片，工作者的界線又應該踩在哪裡？」

安置機構即便稱做「家園」，但過的終究是團體生活，林沛君說：「團體生活的公平性很重要，有沒有辦法做到對待每一個孩子都一樣？權利與保護的兩難或許沒有一個標準，但能逐漸摸索出較平衡的作法。」

她以英國斯托庭兒童之家（Stowe Court Children’s Home）為例，機構訂定了學員行為管理政策，基本原則包括強化正向行為、孩子若受罰要理解懲罰的原因，還有工作者的合理期待，像是不能期待孩子任何時間都表現良好，林沛君語氣柔和：「這些內容大家都不陌生，但寫下來就會成為依據。」；同時也明列絕對不能做的事情：嚴禁縮減孩子的飲食或睡眠、不行損壞孩子的物品、未經法院判決禁止限制兒少人身自由。

「我都是為了你好」安置兒少難以承受之重

「當我們說這樣最符合『兒少最佳利益』時，我們真的有發現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嗎？」林沛君試著將公約拆成兩個面向，「《兒童權利公約》是一項權利原則，更重要是關係著程序規定。」她指出第14號一般性意見書提到，國家有義務確保在政府所履行的每一項行動中，尤其在執行會對兒童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所有措施、行政和司法程序方面，都須貫徹兒少最佳利益──孩子有表達意見、被傾聽的權利。

「『兒少最佳利益』落實的過程中，孩子扮演什麼角色？」林沛君分享了一個英國孩子的故事。

少女K因遭父親性侵無法繼續在家裡生活，法院裁定將她安置到寄養家庭。然而少女K到寄養家庭生活非常不適應，毆打了寄養爸媽，政府將她強制送到機構安置，未料隨後她在一次爭執過程，用叉子戳傷社工送醫，因而遭社工評估有暴力傾向，被轉介到禁閉式的安置機構。

在法院即將裁定是否繼續安置的前一天，少女K跟機構人員說：「我明天要去開庭，我要親自跟法官說我要回家。｣林沛君對比國內狀況，如果少女K在台灣，最可能得到的回應是：「你不用去，我會幫你說。｣裁定書會記錄：基於安全考量以及不干擾法庭，孩子無法出庭。

「但英國的機制是，只要孩子被安置，國家就會自動指派一位律師給他。｣於是少女K的律師聽了當事人的要求，並在開庭前一天晚上向法官聲請審前裁定。法官回覆：《兒童權利公約》中兒少有被傾聽的權利。也希望透過司法程序，讓孩子感受到尊重、被重視，而且有參與感，也是讓孩子學習、瞭解規範的機會。最後少女K參與出庭，過程中一切遵守法庭秩序，雖然她最後還是回到禁閉式的安置機構。

牽涉程序規定，就須要國家機制的建置。

「國家目前沒有提供機構足夠資源，或告訴機構工作者該怎麼做。」然而林沛君認為政策內容及制定處理程序卻是第一步，否則當決策者的決定跟孩子的想法不一樣時，工作者就會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大家都對『我都是為了你好』這句話不陌生，但工作者應該告訴孩子理由，」她也督促政府的政策應該載明確切的理由，要把『為了孩子好』的原因寫清楚，否則也不過是主觀恣意的判斷罷了。

「兒少最佳利益必然與其權利一致」

《兒童權利公約》一項又一項的指導原則：保障兒童隱私的權利、保障兒童行使發表意見的權利、兒童有被傾聽的權利，無不指向一個結論——「兒少最佳利益必然與其權利一致」林沛君篤定的說：「保障孩子的權利，就是維護兒少最佳利益。」

然而安置的經歷，對孩子的影響幾乎存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尤其是安置兒少不陌生的——受教育權遭剝奪的歧視。

「我們安置的是16到18歲的少女，幾乎都是中輟生，有讀高中也是中離生。國中義務教育有輔導法，有配置輔導老師；但私立高職沒有專輔老師，有校長跟我說：『我寧可被罰錢，你也不要把孩子送過來。』可是我們的少女是進不了公立高中的。」新竹米可之家主任林淑卿話語充滿無奈。

「今年九月，我們接收了一個孩子。有聽覺障礙、亞斯伯格，以及輕度智能障礙等情況。在開轉銜會議的時候，我們建議運用教育部的資源申請陪伴人員，學校卻責怪機構為什麼收這個孩子。」花蓮原住民兒童之家也提出困境。

陳綢家園的孩子甚至曾經有長達五年的時間，明明應該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卻無法去外面上課，這個經驗讓家園主任徐瑜體認到：「學校是地方勢力的一環，當機構跟地方協調的時候，常常都是被打敗的，因為怕孩子去學校會被欺負。」她期待國家的替代性照顧政策不應該只有社政在做，而是應該把衛政和教育也囊括進來。除了特教資源配置不足外，孩子遭到歧視和排除的情況更是棘手，「當孩子一天8至9個小時在學校沒有感受到善意，回到家園的狀態一定很差，有沒有可能安排專家學者向教育領域工作者說明，讓他們理解安置機構的狀態。」不是教室裡孩子有座位坐就是適當的教育，她認為需要更積極介入協助，安置兒少在教育才有翻轉的機會。

結束安置後，孩子的生命歷程還在繼續

「安置有沒有如我們期待，是一個為生命帶來更好發展的歷程？」林沛君道出沉重的反思，當兒少成年結束安置，國家的服務中止了，但需求仍然存在。「勵馨看到孩子在18歲離園後，自立的資源更是缺乏。」李玉華說，孩子無論是回家或回到社區，都會面臨一個核心的問題：要有能力自立生活，「當孩子無法短期內返家，或是回不了家了。勵馨的安置家園不僅希望能陪伴孩子復原，另一個鍵是發展自立能力，不被社會排除在外，順利回到社區生活。」勵馨近年來陸續結束三個緊短安置家園，專注於中長期安置工作，更以組織自籌經費的方式執行「多陪一里路」的服務，像是提供孩子自立宿舍、經濟扶助、就業技能培訓等等，以穩定離園後的生活，再陪孩子走一里路。

「安置的經歷是持續的生命歷程。孩子在自我認同及身分上會感受到差異（Differentness）以及孤獨感（Loneliness）」同時林沛君期望安置兒少的生命應該被看見、不再被標籤化，而是成為多元社會的一環。

後記：一個孩子的背後是一個家庭

不可能一點徵兆都沒有。

「一個小孩突然發生事情要被強制安置、帶走，難道是突然發生的事情嗎？」李玉華皺起眉頭，「但是一切都變得那麼突然。」她接著說，強制安置看到的是孩子被迫與家人離散的結果，「這個家庭一定發生了一些事情，但有誰在陪伴和協助這個家庭？」證明一件事情，前端服務一直是台灣國家福利體系的弱項，「而當缺乏預防性和支持性的前端服務工作，一旦家庭發生變故，國家行使公權力要安置孩子時，一時之間很難找到能照顧孩子的親屬與其他支持系統。」一處處的破網纏繞成眼前的困局。

一個孩子的背後是一整個家庭。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高風險或脆弱家庭處遇計畫，及早預防家庭失功能、協助家庭改變，但家庭乘載性別、階級、教育、時代價值等複雜因素，改變不可能立竿見影。

哪部分需要保存？哪部分又需要立即的改變？緊急處遇的家外安置與預防支持的家庭工作之間的消長，兩者如何於社會安全網兩端相互平衡，並在緩步改變和積極重置走出第三條路？答案也許與兒少保護工作的本質相同，難以採取直截了當的方式，只能透過持續的評估與工作介入帶來改變。

因為無論是政府、社福機構與非營利組織，最初與最終的期許仍是，即使面對跨時代環境不斷變遷、新的困難以不同形式出現，社會中的每一個角色能夠共同張起接住孩子的大網，陪伴一個又一個孩子走過家庭風暴，從生命中復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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