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診斷背後，受暴婦女「家庭暴力」與「精神疾病」的雙重汙名
進入庇護安置家園的受暴婦女和孩子，每個人都帶著自己過往的經歷。少數婦女經過3到6個月的沉澱、梳理、修復，整合可運用的資源後逐漸回到日常生活軌道中，然而部分資源匱乏、支持薄弱的婦女和孩子，擺脫暴力往往意味著一連串挑戰即將襲來。
在庇護安置需求之外，他們面臨貧窮、性別與種族的不平等、依附關係匱乏、原生家庭功能缺失等等不利處境。這些負面經驗綿密交纏，在暴力發生當下隱而不顯，待入住家園、人身安全危機暫時解除後，生命中真正遭受的苦難與困境也慢慢浮現出來。
「身心症狀」，即一般社會大眾或主流媒體稱呼的「精神疾病」，跟受暴婦女兒少、高風險家庭經常如影隨形。其中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更是入住庇護安置家園的婦女就診身心科時，最常見的診斷。筆者觀察工作的安置家園，過去一年入住的服務對象中，罹患身心症狀的比例接近半數，這尚未包含已深受身心症狀所苦，卻不自知或不願意就診的婦女和孩子。
入住婦女兒少罹患身心症狀比例逐年上升，身心症狀帶來的「共病情形」也更常見，這給庇護安置家園的社工和生活輔導員帶來嚴峻挑戰：工作者需要對心理衛生專業領域有更多了解、跨系統間的合作也較過去更為複雜，加之安置家園工作的特殊性──工作者全天24小時與案主生活在同一場域，我們既要陪伴服務對象，也要對自己的身心界限保持覺察，了解自身侷限以避免耗竭（burn out）。
然而，更時刻考驗我們的是：在當事人確診精神疾病、行為失常、情緒失控、物質濫用的狀態下，我們如何真實看見眼前人遭遇的痛苦？而他們內心深處保留的一線希望與信念，又是什麼？
抽象診斷的背後，是真實的痛苦
「前幾天看的那家身心診所，說我有焦慮症，開的藥沒有用，我四肢一直發麻、盜汗，下禮拜我要去捷運站旁邊那家看看。」霖峋（化名）手裡拎著藥袋，無奈卻習以為常的傾訴。這已經是她看的第三間身心科診所。有醫師診斷她「憂鬱」，也有診斷她「躁鬱」，隨著生活變動加劇，她的用藥劑量也越來越重。失眠、憂鬱情緒籠罩著霖峋，她的作息也開始紊亂，脫離原本生活的軌道。
霖峋在入住婦女庇護家園之前，遭受先生家暴長達3年。一次先生抓起電風扇砸向她和兩個孩子，她背過身緊緊護著兒女，「他這不是打我，是要我們的命！」
不離開，就沒命，霖峋決心帶著一雙學齡前的兒女離家。然而在居無定所、存款見底的狀態下，安穩生存成了一種奢望。她的兒女長期處於目睹暴力的環境中，各項發展，包括認知、生理、心理、語言及溝通等，都出現明顯遲緩徵兆。經濟與照顧負擔重壓在這位母親蒼涼、枯瘦的背影上，讓她近乎窒息。
逃離暴力環境後，生命中真正的挑戰才逐一浮現
逃離暴力後，司法、居住、就業與棘手的子女照顧等難題接踵而來。勵馨基金會在新北提供婦女庇護安置家園服務，我們追蹤500位安置婦女，發現她們在結束安置後，超過8成（83%）需要獨自扶養照顧12歲以下的子女，而孩子也因目睹暴力或曾經受暴的經歷，浮現出更複雜的身心症狀或行為、情緒適應問題，大大增加了照顧難度。
部分原生家庭條件較好，或人際支持較充足的婦女，尚需理性看待先前的受傷經驗，或將情感關係的失落感擱置一旁，努力跨越當前遇到的每一個難關，何況更多人從兒時起就遭遇長時間童年逆境，成年後又面臨貧窮、居無定所、親密關係挫折，甚至有人遭遇多次傷害事件。過往層層積累的痛苦，與眼前一波又一波的壓力，讓她們由內而外疲憊不堪，隨之產生的身心症狀，更回頭蠶食鯨吞了受暴當事人和孩子的生命能量。
「受暴處境的苦」與「身心症狀的惡化」糾纏成反覆、難解的結，裡頭藏著當事人最核心、最難以承受的負面情緒與受傷，不願意讓他人觸碰。這往往成為社會工作處遇不可忽視的阻礙。
照顧精神疾病家人，讓她陷入慢性悲傷
「已經8年了，我的先生被診斷有思覺失調。他狀況好的時候跟一般人一樣，我每天晚上下班就和他一起吃飯、散步。但前一陣子，婆婆過世了、投資賠了許多錢，他的狀況開始變得不穩定、不吃藥、晚上也都不睡覺，我怕他的病情會惡化，開始勸他……」
宇真（化名）說到這裡深吸了一口氣，「但那天他突然情緒失控的把我推倒，把我拖到門口。」宇真捲起褲管和攤開手掌，讓我看見她掙扎求生的傷痕，「我知道他又復發了，他已經認不出我了，因為他喊的是別人的名字。」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 ），從字面上可以解讀其意涵：思考與知覺功能的失調。思覺失調症的特徵是在意念、語言上的表達缺乏邏輯。常見的外顯症狀，如：妄想、幻覺，混亂的言語或行為，以及情感鈍化等情況。思覺失調症會對於一個人的生活造成全面性的破壞，每一次的發病都會對患者的腦部造成傷害，目前尚未有痊癒的方法，只能透過規律治療、服藥和健康的生活型態來穩定症狀。
「但他（先生）覺得自己沒有生病，不願意吃藥，也不願意住院。」聽宇真緩慢的說著，可想而知的是她先生病情一路的惡化。
我想到在《受苦的靈魂》書中，作者萊儂・科貝特（Lionel Corbett）曾提到一種無止盡的悲傷，叫做慢性悲傷。最早是描述父母與終身發展障礙的兒童一起生活，因為明白孩子的疾病永遠無法治癒，那種無窮盡的悲傷。近年多用來形容精神疾病患者的照顧者，在面臨家人罹患難以康復的精神疾病時，生活在看不到盡頭、卻又不斷消耗精力去適應「失去」的日子裡。
宇真照顧先生8年，疏離了自己身邊的親友，「會擔心別人會怎麼看我們，也怕拖累那些真正關心我們的人。以前發病時，雖然也有點衝突和推擠，但我都能處理，沒想到這次……。」
即使到了庇護安置家園，仍然掛念先生，但宇真清楚知道她已無法獨自扛起照顧責任。因為近3年來，她也開始出現身心症狀，需要吃高劑量抗憂鬱和抗焦慮藥物，兩人才能勉強維持日常生活。「先生狀態好的時候，我就不需要吃藥，但如果他發病，我的症狀也會變得嚴重。」
強烈的同理，彷彿讓宇真也體驗到與先生同樣的痛苦情緒。因為我們都無法忍受所愛之人獨自生活在持續的痛苦之中。尤其是原本熟悉、深愛的人，已經變得如此陌生，甚至對自己暴力相向。然而台灣社會對於「家庭暴力」與「精神疾病」的雙重汙名，讓一群與宇真有相似生命經驗的精神疾病照顧者，將自己孤立起來，無法自拔的陷入慢性悲傷之中，直到有人和她站在一起。
在庇護安置家園，從「覺得安全」到「覺得自己是重要的」
剛入住庇護安置家園的第一個月，宇真常常一整天都沒有踏出房門一步，窗簾也都緊閉著，無法停止擔心自己會有危險。
我通常會在晚餐或就寢前，問候、關心宇真一天過得如何，她剛開始總是這樣回覆：「我很害怕」、「我想我先生」、「我想去照顧他」，兩種相互矛盾的想法折磨著她。心情低落時，宇真和我訴說暴力發生前種種的壓力源和生病的跡象，試圖找出讓她生活驟變的原因；心情恢復一點時，她則會回憶和先生曾共度平凡又珍貴的小日子。
「家園的社工跟我說，我是重要的。」壓抑著情緒，宇真一字一字的說了出來。美國哈佛醫學院臨床教授凱西・維因賈頓（Kaethe Weingarten）曾指出，慢性悲傷的人需要陪伴，因為長期的挫折、困惑與不確定性，已經讓他們失去能夠在生活中感覺完整，以及覺得有意義的能力。這時候需要有人和他們站在一起，給予支援、並引導他們思考如何照顧自己，幫助當事人逐漸增加對自我身分的認同。
慢慢地，宇真透過書寫、向社工、生活輔導員傾訴，褪去了剛到家園時一身的沉重與憂鬱，看見自己、與整理想法，才有信心與社工進一步討論後續司法、適應生活等處遇。
痛苦是正常的，身心症狀也是
「暴力」與「精神疾病／身心症狀」時常是許多受暴家庭中，造成惡性循環最外顯的因素，但這兩者絕非簡單線性的因果關係能夠解釋。
就如同我們以為可以輕易「看見」的疾病與症狀，例如《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診斷系統中，將人們以心理健康的「正常標準」去評估分類：「正常」或「不正常」，卻忘記了當事人最主要的問題核心，或許不是精神疾病，而是人本能的感到悲傷、無助、苦悶、孤立、危機和絕望。而這些痛苦的主觀體驗，無時無刻影響當事人與其照顧者的生活各個面向，像是行動自由、與人交往、飲食、健康，及生存空間。
勵馨基金會成立「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超過30年，持續陪伴遭受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受害者；並在北中南據點開展「向日葵小屋」服務，提供目睹兒少個別的心理諮商與社工共同服務，以遊戲治療、個別諮商、團體服務等，陪伴受暴的孩子修復傷痛。
近年來，除了勵馨，政府與各界對於心理健康議題也越來越重視。2024年3月，天使心家族基金會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發起連署，希望政府能提供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每年 3 次的免費心理諮商服務。陪伴身心障礙者的父母及照顧者，協助他們傾聽自己的聲音、接納並協助整理情緒，盼能減少社會憾事與意外發生。衛福部也在2023年8月啟動「15至30歲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年輕人3次免費的心理諮商，並於2024年7月將服務對象擴大至15至45歲，協助青壯年族群維護自身心理健康。
如果越來越多人可以理解，在某些情況下，痛苦是正常的；也許就有越多人能明白，在生命遭受重重打擊，經歷難以恢復的憂鬱、躁鬱、焦慮，或出現精神失序的情況也是正常的；因為，當事人只是「正常」反應出痛苦的生活狀況。
而每多一份關注，都能讓台灣社會對「精神疾病／身心症狀」有更多的傾聽、看見與理解，讓長期心靈失語的當事人，能夠開始敘說自己、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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